陜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中心，起源于1934年西北紅軍成立的陜甘邊軍事委員會和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予以撤銷。陜甘寧邊區對經過長征后大量傷亡的中國共產黨的壯大發展和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習仲勛同志在為《陜甘寧邊區史》所作的序言中談到：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指導全國人民革命運動勝利的搖籃，是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中樞……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豐富經驗，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為新中國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陜甘寧邊區是新中國的前期雛形。研究陜甘寧邊區的文藝史料，有利于總結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文化建設上的歷史經驗。

近年來，學界對延安文藝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但對于作為兒童精神給養來源的兒童文藝關注和研究嚴重不足。人們談及抗戰時期的兒童文藝作品，更為熟悉的是大后方、淪陷區的作品，如蘇蘇（鐘望陽）的《小癩痢》、賀宜的《野小鬼》等，對于根據地解放區的作品，熟悉的是華山的《雞毛信》、峻青的《小偵查員》等，很少涉及陜甘寧邊區的作品。《中國兒童文學大系》《解放區文學大系》中也極少收錄陜甘寧邊區的兒童文藝作品。事實上，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格外重視兒童的教養工作，文藝界聯合教育界調動了多種少年兒童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對其進行文學、思想及全方位的教育啟蒙，尤其重視抗戰教育和勞動教育。這一時期涌現出劉御的兒童詩、嚴文井的童話、丁玲與柯藍的兒童小說、胡沙的兒童戲劇、董純才的科學文藝，還有版畫、連環畫、歌舞、謎語等多種形式的兒童文藝作品。這些作品雖然不一定成熟，但是真實而充分地體現了邊區少年兒童的生活樣態和精神狀貌。陜甘寧邊區的作家筆下，大致塑造了以下四類兒童形象。

戰爭中的苦難兒童

抗日戰爭時期，無數家庭在戰火中支離破碎，大量兒童被迫踏上流亡之路，這些難童不僅失去了親人的庇護，更時刻面臨著饑餓、疾病和死亡的威脅。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孩子們稚嫩的生命成為戰爭最觸目驚心的犧牲品。陜甘寧邊區的作家們秉持著現實主義原則，真實描繪了難童的悲慘生活。公木的詩歌《孤兒嘆——寄調小白菜》（1941）寫出小小難童的悲苦：“爹娘被殺房被占呵！小小年紀走四方呵！”“日落西天無處睡呵！想起爹娘淚汪汪呵！”柯藍的詩歌《小盲女》（1942）關注到了殘疾兒童群體，小盲女幼小的身體與殘缺的感知是生命苦難的象征，詩人不忍耽溺于她的痛苦，而是借想象小盲女重獲光明表達出對新生活的渴望。侯唯動的詩歌《童工——看張仃同志抒情畫展而作》（1941）刻畫了為謀求生路成為童工的孩子，“看你跌坐的樣子，活像空空的一條布袋，枯黃的手無力地捻著，這條掛在脖項上的草編的繩”“緊閉的嘴唇使沉思凝在心里”“襤褸的衣衫遮不住垢污的肢體，沉默在臉上蓋蔽不了憂傷”，詩人忍不住發出追問：“小孩，你為么就有了中年人的悲郁呢？”描畫出底層兒童遭受到戰亂與貧困雙重折磨下的面容，令人唏噓不已。劉御的詩歌《兩個小鬼》（1940）記錄了兩個小戰士之間的私語，新來延安的“小上海”因想念家鄉而傷心落淚，參軍三年的“小東北”安慰他的同時，也回想起“九一八”和自己親人的慘痛經歷。蕭三的詩歌《給兒子阿郎》（1939）中，詩人向兒子介紹了這些受苦受難的小同胞：“他們成千的失去了爹娘——到處流浪。他們成千的被炸成灰燼，無辜遭殃。他們成千的被日本強盜擄去，運到異鄉。想養大他們去當炮灰，作奴隸，想叫他們去殺自己的父母，兄弟，先使他們忘掉自己的語言，來歷。”詩人用深情的語言講述了戰火中孩子的不幸命運，揭露了敵人的險惡用心。李又然的詩歌《給弟妹們——并且給“少年劇團”全體同志》（1941）用第二人稱與孩子們對話：“看年紀，你們的‘責任’是游戲。但是你們，竟也已經受盡了民族的苦難。你們中間，有的，不是還小得臉都需要媽媽或姊姊，親手洗嗎？卻也奔走于大江南北，像越過一條小溪。你們用流亡，代替讀地理；用參與歷史的改造，代替讀歷史；用捉漢奸，代替捉小狗，小貓……”孩子們在本該無憂無慮、讀書學習的年紀，卻承受著國仇家恨，到處流亡……這些作品中刻畫的苦難兒童令人憐惜、心痛，更激發了人們對侵略者的痛恨與反抗情緒。

戰爭中的英雄兒童

抗日戰爭中，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模的故事，其中也不乏少年兒童，他們不怕犧牲，舍己為人，體現出崇高的愛國情感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陜甘寧邊區的作家們也塑造了多個這樣的英雄兒童形象。《一顆未出膛的槍彈》（1937）是抗戰小說中的名篇，這是丁玲到達延安后創作的第一篇小說，講述了掉隊的小紅軍借住在村民家中，被白軍抓捕，危急時刻他真誠地請求敵軍長官：“連長！還是留著一顆槍彈把，留著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殺掉我！”小紅軍以崇高純粹的信仰和博大的胸懷感化了敵軍。白軍連長大聲喊道：“看這個小紅軍，我們配拿什么來比他！還有人要殺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據說這篇小說在當時感動了大量國民黨戰士，調轉槍口一致抗日，其作用不亞于“三千毛瑟精兵”。柯藍的小說《一只胳臂的孩子》講述了“我”發現兒童團中一個孩子的“右衣袖搭拉著甩來甩去”，忍不住進一步追問，那個靦腆的孩子只丟下一句：“問它干嗎，沒有這一只胳臂不是一樣打鬼子嗎？”說完一溜煙跑掉了。原來這孩子在站崗時遇到鬼子來掃蕩，他揮舞著鐮刀提醒其他孩子快跑，被鬼子砍下一只胳臂，當場昏死過去。聽到這里，那些頑皮的孩子都低下頭去，揉著眼睛。講故事的老者嗓子也沙啞起來：“這孩子不愧為中國孩子，有骨氣！”讀完小說，孩子的那句樸實卻擲地有聲的話語讓讀者深受震動，戰爭讓他丟掉了一只胳臂，但他沒有絲毫的委屈和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堅定的信念和一往無前的抗敵精神。這篇短篇小說的寫作技巧成熟，從最初的印象層層深入，利用側面烘托的手法，將老人和孩童的只言片語一片片拼貼出了“一只胳臂的孩子”的勇敢崇高的形象，令人肅然起敬。這一篇和丁玲的《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堪稱邊區兒童小說的典范之作。

董均倫的小說《村童》（1942）講述敵人偷襲村子，在交戰中，馱著兩口袋洋錢的白馬無人駕馭四處亂跑，而那兩口袋洋錢是給八路軍戰士解決棉衣問題的。在熊熊烈火中，一個13歲的孩子英武地騎上了沒有馬鞍的白馬，并馴服了這匹受驚的烈馬。之后，他兩次冒險前來向連長報信——因為熟悉地形，他知道哪里有突破口可以撤退。最終，戰士們成功突破了敵人最薄弱的包圍圈。當連長要拿洋錢感謝他時，他卻堅決不要，只是一心想要參加八路軍。這篇小說的主人公雖然只是一個村童，沒有經受過任何軍事訓練，但是他膽大心細，有勇有謀，在關鍵時刻扭轉了戰斗的局勢，令人異常欽佩。作者在描寫他剛來報信時“手不住地提著褲子跑，一張小方臉透露出惶惑而緊張的神情”，十分真實地勾勒出一個褲子不合身的貧苦孩子初見戰火的本能反應；當他躍上馬背迅速馴服白馬時“他圓圓的眼睛閃爍著光芒，眉毛隨著動作飛舞著”；而最后他要參加八路軍時，眼神堅定而執著，初步顯露出一個未來戰士的英勇本色。這些英雄兒童形象的塑造，既是對抗戰精神的弘揚，也是抗戰宣傳教育的利器。他們雖沒有姓名，卻成為萬千少年兒童的榜樣，具有極大的感召力。

延安的“紅小鬼”勤務兵

“紅小鬼”最初是對中國工農紅軍中小戰士的稱呼，后來也泛指隸屬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中的少年兒童。“紅小鬼”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在戰火和軍隊中長大，為革命斗爭的勝利做出了許多貢獻。而“紅小鬼”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勤務兵。抗戰時期，“文協”“文抗”的許多文藝工作者，身邊都配備了一個勤務兵負責協助他們的飲食起居，這些勤務兵多是十幾歲的孩子，出身貧苦，沒受過什么教育，工作中難免出現貪玩、貪嘴、偷懶等小毛病。因他們多與作家打交道，自然就被作家納入了創作視野。

柯藍的小說《背烏龜的孩子》（1942）通過打掃衛生和打飯兩個生活場景表現了“紅小鬼”劉金做事馬虎敷衍、愛占小便宜的毛病。比如掃地時，劉金從門口往屋里掃，掃地前不灑水，隨便劃拉幾下，紙屑煙頭都沒掃掉，還弄得滿屋塵土；到了開飯時間，他先打一碗菜藏起來，很沒禮貌地招呼大家來打飯，最后再給自己留一份菜，一個人占兩份，害得大人們都不夠吃。“我”對他表達了不滿，他不服氣地說：“你要去報告就去報告！我就不愿干這個活的！我早晚要鬧槍桿子去！”原來，少年胸中是藏了不痛快的，他不愿學習文化知識，一心想扛槍上戰場，那樣才痛快威風，這其實反映了戰時少年兒童的普遍心理狀態，向往戰場卻對戰爭十分懵懂。然而，作者并沒有將劉金當作一個反面角色來寫，而是讓讀者感受到他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孩子，有著孩子的懶惰、嘴饞、自私、嘴硬等通病。當劉金受到懲罰，背上烏龜的木牌，被大家嘲笑時，他的自尊心開始覺醒，想各種辦法遮擋牌子，頭低下來了，神色也沒有以前那么兇了……最后的結局作者沒有按套路寫劉金變成了先進分子，只是寫他的頑固有所松動，態度也開始轉變了。這是遵循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沒有為政治宣傳而刻意虛構拔高，符合人物的性格發展。

丁玲也寫過幾個“紅小鬼”。比如回憶性散文《楊武城》（1937）中的楊武城，既是丁玲的小鬼，也是戰地服務團的一員。他雖然忠誠，但是脾氣不小，一聽說不讓他上前線，他“臉氣得紅紅的，濃濃的眉毛蹙緊在一道”，大聲地嚷著：“要換就快些，打條子給我吧！我要上隊伍去，扛槍就扛槍……不打條子，我就開小差，那時莫怪我……”就是這樣一個執拗又粗魯的小鬼，在發大水時冒著被淹沒的危險跨河來接丁玲，沒有絲毫猶豫和畏懼，令人大為感動。丁玲的另一篇小說《入伍》（1940）寫了勤務兵楊明才的故事。他一心想要扛槍，不愿做勤務。管理員派他護送一位叫徐清的新聞記（前方戰士對文化人的稱呼）去團部。一路上徐清總是耽擱時間，半夜鬼子打來了，楊明才把徐清從睡夢中拉起來掩護他逃走，又找到一個小窯供他棲身，自己多次出去探路。徐清千百次地告訴自己：這小鬼不會再回來了。而楊明才不但每次都回來了，還給他帶回了干糧充饑，徐清“忍不住把他兄弟般的抱著了”。最后他們成功脫險，徐清對這段經歷大加宣傳，楊明才卻依然坐在角落嫌棄著這項工作，盼望著回到隊伍上去。這篇小說中的新聞記徐清和勤務兵楊明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徐清身上具有文人的特性：理想主義、自視甚高、自由散漫、依賴他人，在艱苦危急時刻越發透露出文人的軟弱無力；而不喜歡這份工作的楊明才從未想過拋棄拖后腿的徐清自己逃跑，他時刻牢記著自己的責任，直到把徐清安全帶回大本營。其間這個少年像老年人哄孩子一般照顧徐清，而身為成年人的徐清卻如孩子般把楊明才看作救命稻草——這個身份顛倒頗具諷刺意味。小說的最后，楊明才對自己的“英雄壯舉”并不在意，因為這不過是他習以為常的“分內之職”罷了。

延安的這幾個“紅小鬼”勤務兵形象塑造得真實、飽滿，非常出彩，和以往完美的小英雄形象完全不同，他們頑劣、任性、狹隘、自私，但也善良、淳樸、講義氣、能吃苦，既有底層人民的樸實頑固，也有孩子的天真狡黠，他們的性格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成長變化著的，他們的自尊心、責任心、大局意識、愛國思想都在不斷增長，令人相信他們終將成長為一名合格的戰士。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三類兒童形象，無論是遭遇悲慘的苦難兒童，還是令人欽佩的英雄兒童，抑或是優缺點并存的“紅小鬼”，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扛槍打鬼子，為親人報仇，跟著部隊走，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孤兒嘆——寄調小白菜》的結尾孤兒喊出“一心加入游擊隊呵，打了勝仗回家鄉呵！”的心聲。劉御的《這小鬼》（1941）中的勤務兵小鬼每天學認字、學拿筆、學吹號，勤學苦練，目的就是“讓我到前線，參戰去殺敵！我是河北人，我要打回老家去！”《背烏龜的小鬼》《楊武城》《入伍》中的三個“紅小鬼”更是心心念念要扛槍上戰場。劉御的兒童詩《夢》（1938）更是借用了兒童思維與兒童想象，滿足了兒童想要上陣殺敵的愿望。夢是不需要遵循現實邏輯的，孩子們可以飛去前線！打鬼子用什么武器呢？“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一百個。我在天上喊口號，嚇得鬼子蒙耳朵。”天上降尿的場景好似瓢潑大雨，像洪水一般淹死鬼子；孩子的怒吼像打雷一樣震懾鬼子。最后鬼子丟盔棄甲、狼狽不堪，以此達成了孩子的愿望，實現了一場狂歡化的殺敵盛宴。這首詩是“兒童本位”的詩歌代表，在那樣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詩人能夠如此了解孩子的心理，用自在灑脫的形式寫成這樣痛快淋漓的詩歌，實屬難得。

這些孩子為何都想要參軍殺敵？這是作家的模式化寫作還是為宣傳抗戰的刻意設計？二者皆不是，只因這些兒童文藝作品真實體現了那個時代少年兒童的共同心聲。因為抗戰不僅意味著“兒童要與成人同等地承受戰爭創傷，更重要的是兒童承擔著與成人類似的抗戰責任。”毛澤東在邊區國防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指出：“我們的民族是一個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戰已大大地改變了中國人，這是幾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戰再堅持下去，還會造成千百萬新人。”抗戰本身就是教育，在抗戰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少年兒童，用異乎尋常的韌性，錘煉出百折不撓的決心，以及強烈的使命感和擔當意識，他們不是向往戰爭，而是向往共產黨的軍隊，向往保家衛國，向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這種凝聚著兒童真實經歷和真情實感的抗戰精神，是最珍貴和最牢固的。這種精神借由文藝作品傳達出來，又影響和教育了更多的少年兒童。

勞動“小模范”和邊區“小先生”

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經濟貧困，生產落后，必須動員一切力量加入到生產勞動的隊伍中來，才能解決溫飽問題。因此，邊區教育廳十分重視勞動教育，邊區的自編教科書《初小國語》第一冊中有這樣的課文《兩個好朋友》：“左手和右手，兩個好朋友，不論吃和穿，動手樣樣有。”為孩子們樹立了“勞動創造所有”“勞動無上光榮”的價值觀。另一篇《大家動手》這樣寫道：“我的手，會掃地，爸爸的手會種地，姐姐的手會洗衣，媽媽的手會縫衣。”一家人都辛勤勞動，文末的一句轉折頗有批判力量“有手不動手，好比豬和狗”，用最質樸的民間比喻給孩子們講述了最基本的道理。又如劉御的兒童詩《學打鐵》（1939）：“媽媽哈哈笑，拿上梭鏢去放哨。爹爹笑哈哈，拿起镢頭把地挖。姐姐哈哈笑，裁罷軍衣剪手套。哥哥笑哈哈，提上大刀去把鬼子殺、殺、殺！”將勞動與抗戰結合在了一起，體現出對抗戰必勝的樂觀態度與堅定信念。在這樣的教育背景和日常鍛煉中，邊區的兒童都是勞動的好手，摘棉花、拾洋芋、除草、放牛、養豬、栽桑樹、割榆樹條、編筐、拾糞……樣樣在行，他們不僅極大地促進了生產，也鍛煉了自身的強健體魄。

不僅如此，陜甘寧邊區還涌現出了勞動文化兩手抓的“小先生”。如劉御的《小阿毛》（1939）：“大門開，小狗咬。誰來了？小阿毛。別瞧阿毛年紀小，年紀小小本領高，會寫信，會看報，會宣傳，會放哨。他當小先生，當得呱呱叫。”《何小寶》（1945）：“何莊何小寶，本事真不少——拿起尺子他會量，拿起鐵秤他會吆，拿起鋤頭會種地，拿起鐮刀會割草。什么不懂他就問，什么不會他就學。去年學會認票子，今年學會寫條條。村里辦了黑板報，他就提筆學寫稿。他寫稿，寫得妙：‘大家來看黑板報。你會看，教別人，你不會看請人教。’”《李有兒》（1945）：“李有兒，年紀小，去摘棉花不彎腰。眼兒明，手兒快，過來過去真靈巧。少說話，多做事，半天摘了一大包。和大人，比一比，有兒不比大人少。你叫他，小英雄，有兒聽了瞇瞇笑。”這幾首兒童詩生動地塑造了幾位典型的邊區兒童形象，他們雖然年紀小，卻學習能力強，勞動速度快，很多方面不輸大人，甚至可以當大人的“小先生”。詩人通過他們展現了邊區的百姓生活，體現出一種昂揚、向上的生命活力，符合人們對延安新生活的想象，從而吸引少年兒童們向往延安、走向延安，擁抱一種嶄新的社會和嶄新的生活。

陜甘寧邊區的兒童文藝誕生于抗日戰爭的隆隆炮火中，誕生于延安艱苦卓絕的生產運動中，誕生于陜北黃土地上的一排排窯洞里，誕生于進步作家的革命信仰中，誕生于邊區少年兒童的殷切期待中。這些作品蘊含著中國共產黨紅色教育的精神傳統和育人經驗，影響著一個時代少年兒童的精神塑形和品格養成，今天仍值得我們細細探究。

［作者系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陜甘寧邊區兒童文藝研究（1934-1949）”（22BZW14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