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和追求交流的語言相反，它玩弄交流，把交流變為一種無信息的意指，一種無目的的賭注。由此產生了一種與美丑毫無關系的美學快樂。那么時尚是某種交流的節日和過度的重復嗎？

——波德里亞

根本上說，文學持續關注的是人的形象，關注的是人類行為的方式與動機。

——斯坦納

任何技術危機的實質都是人的價值危機。

——徐賁

作為一種人工智能大模型的AI產品，DeepSeek的廣泛應用將此前在文學界已經過熱的人工智能話題再次推向一個更具魔性的高潮，一時之間，文學場域中不斷滋生出龐大數量的、重復性的學術活動和文學討論——那種生機勃勃、生意盎然的景象讓人“震顫”；人工智能成為一個即插即用的話語模型，如果你正在為一場文學調研、學術討論、論壇發言的主題犯難，或者不知道如何讓自己的研究和活動顯得更高端、更前沿，那只要冠以“人工智能”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作為一個科學和技術話語，人工智能與文學的對接和融合幾乎看不到明顯的專業壁壘和門檻，只要聽幾場所謂的人工智能專家的發言、講座，或者在朋友圈看幾篇相關話題的熱文，我們似乎就能非常輕易地“掌握”這個領域的核心問題和前沿走向，并在隨后的討論和寫作中嫻熟使用；對于更多的熱衷于討論人工智能的文學個體來說，搞清楚人工智能則更為簡單，只要會使用ChatGPT、DeepSeek或者“豆包”等相關的應用軟件，就可以為自己的“專業性”提供源源不斷的依據和用以討論、斷言的各類“文本”。但是這些討論最后到底澄清和解決什么樣的文學問題，至今情況不明，我們看到和感受到的主要是那種在一切時尚行為中涌現過的“單純”的、面孔雷同的“激情”。

在波德里亞看來，時尚是一種“常見的輕浮”，它“既可以被當成淺薄的游戲，也可以被當成最深刻的社會形式”，“時尚解除了符號的一切價值和一切情感，但它又重新成為一種激情——人為的激情。這是荒誕本身，是時尚符號的形式無用性，是系統的完美性，在這里什么也不再與真實交換。正是這種符號的任意性，以及它的絕對一致性、它與其他符號的整體相關性約束，在帶來集體快樂的同時，也帶來時尚的傳染危害性。正是這種傷風敗俗，這種輕浮，超越了理性與非理性，超越了美與丑，超越了有用與無用……。”［1］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人工智能的文學討論中，追逐話語時尚的傾向至為明顯，這在近些年關于新媒體、破圈、出圈、創意寫作、青年寫作、地方性等文學話題的討論中早已有所顯現，“輕浮”“無用性”“人為的激情”“任意性”“傳染危害性”“重復性”“荒誕性”……逐漸成為文學公共討論的某種具有普遍性的特質。這種論斷并不是否定文學討論和文學傳播中那些“嚴肅”“深刻”的部分，而是有感于文學場域乃至人文社科領域里日益顯著的那種追逐時尚話語的“輕浮”、不負責任的“夸夸其談”，正如斯坦納尖銳指出過的一種嚴重的文化癥候和學術亂象，但我們始終沒能直面并反省：“這個世紀從事人文領域研究的人都習慣于夸夸其談，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但在數學或大部分科學領域，吹牛皮是不可能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沒法蒙混過關。”［2］這樣的現象在文學的公共領域里更顯嚴重，幾乎任何一個寫過一點東西的人就能稱為作家、評論家，就能隨意地評點作品、作家，甚至言之鑿鑿地界定文學經典、文學批評的標準；文學現場的各類活動和事件中、不同的媒介和平臺里，每天都生產著各種不負責任的“文學言論”——無論它們是“言語”還是“文本”……我們習焉不察、安之若素。這導致文學的話語體系既沒有邊界、規范，又極其脆弱，幾乎毫無“防御”能力，任何一個新生的外部話語都能輕易進入文學話語內部，并且“翻江倒海”“予取予奪”，這至少暴露了當前的文學話語在兩個方面的“匱乏”。

首先，當代文學缺乏韓炳哲所說的那種“深刻、專一的注意力”，他認為：“人類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包括哲學思想，都歸功于我們擁有深刻、專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許深度注意力的環境中，才能產生文化。”但這種專注能力和深度注意力卻“日益邊緣化，讓位于另一種注意力——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這種渙散的注意力體現為不斷地在多個任務、信息來源和工作程序之間轉換焦點”；而“超注意力”也即韓炳哲所謂的“過度積極的主體”的“過度的積極性”——“呈現為過度的刺激、信息和資訊，從根本上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感知因此變得分散、碎片化”。這固然是適應“現代晚期信息社會”需求的某種選擇，但從文化的角度來說，仍舊“代表了一種倒退”。我們的當代文學及其裹挾的各類主體，大都受制于這樣的“過度的積極性”，它最大的癥候或表征就是太忙碌、太熱鬧、太浮躁，討論對象和流行話題不斷更迭，知識的邊界和范疇隨意逾越、變化，整個文學的場域像是一個過于熱鬧的集市，根本容不下韓炳哲所說的“悠閑沉思”“悠閑冥想”，也就無法形成文學的“聚精會神”（Sammlung）——“由于缺少安寧，我們的文明將逐漸終結于一種新的野蠻狀態。行動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時代”。［3］作家、批評家們能少參加點活動，少寫一點“應景的”文字，多一點思考和反省的時間，別總想著追逐時髦的話題和新穎的知識、那些舍本逐末的跨界和破圈，多想想當代文學的核心價值和專業屬性，方能重新匯聚我們所需要的那種“深刻、專一的注意力”，也才能在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里重塑文學的獨特性和權威性、重建文學的尊嚴。

其次，當代文學終究是一項嚴肅的事業，其嚴肅性關聯著文學內部和外部的諸多重要價值和理念的建構與傳播。但我們的現狀卻并非如此：“我們至今已經習慣了把文學看成是可有可無的：文學被看做寄身于一個次要的和沒有競爭力的大學院系，即使被認為偉大、有價值、具有娛樂性、精彩卓越，也仍然被看做是遠離政治、經濟以及法律思想的事物。現代學術的分化——伴隨著狹隘的文學價值的娛樂化……”［4］當代文學已經充分的大學化，雖然大學以外的機構和平臺似乎構成了文學現場熱鬧、繁榮的表象，但其內里（包括專業人才、話語系統、知識生產等）深刻地受制于大學的價值觀念，因此大學日益的功利化、行政化、浮躁化才會傳導到文學場域，形成其現有的“文學價值娛樂化”的窘境。這種娛樂化一方面的確顯著地呈現著娛樂界的那種浮華的儀式感、急切的功利性，以及文學的媒介傳播、文學主體的自我塑造中突出的自我戲劇化、夸張的表演感（比如在人工智能討論中那些頗具娛樂色彩的危機意識、末日想象和憂慮神情，以及無法掩飾的狂歡感）；另一方面則必須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閱讀生活的衰微，而這種衰微悖謬性的以閱讀生活的繁榮為表象——娛樂化和儀式化掏空了閱讀的實質，使之同樣成為一種時尚感很強的、不斷堆積的文學“事件”。彼得·布魯克斯在討論“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的時候強調：“閱讀實踐本身，帶著對語言的悉心和專注，追尋它的語境、意涵和不確定性，可以說是一種道德行為。為了確保我們的闡釋能夠得到文本的語境（以及它的上下文）的支撐，就意味著……我們必須不斷地使我們對文本的理解在整體上受制于詞典、歷史視域以及文本。如此服從于超越了個人傾向的文化，本身即是一種訓練。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T.S.艾略特所謂的一切偉大藝術都是非個人化的（impersonal）。”［5］這里同樣也可以聯系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對于“歷史意識”的強調——當我們在閱讀和討論文學的時候，必須攜帶著對于文學歷史、智識和道德感的充分認知和尊重。但這在我們當前的閱讀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難以企及斯坦納定義的理想閱讀：“好的閱讀要冒巨大的風險。它會使我們的身份、自我變得脆弱。”［6］而壞的閱讀就像很多人在參與人工智能的討論時表現的那樣，幾乎不動用必要的文學智識和道德意識就可以武斷地下各種判斷，從而讓閱讀主體顯得隨意、傲慢、無知。

綜合看來，文學及其公共生活的所有的匱乏可能都應該歸結為一種“人文素養”或“人文精神”的匱乏。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彼得·布魯克斯在討論“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時的一個前提，那就是“人文學科的危機”成為美國高等教育普遍遭遇危機的“最突出的表現”：“在這場‘危機’中，人文學科被形容為一種徘徊在世界上的僵尸，而這個世界應該生產技術專家和企業家。”［7］倘若這種“突出表現”也蔓延為中國高等教育危機的重要表象，那我們的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人文”匱乏將會更加嚴重。新世紀以來，文學越來越成為中國人文社科領域里重要議題的缺席者和思想文化界重要論爭中的隱形人，這與20世紀80、90年代相比，大相徑庭。20世紀90年代還有“人文精神論爭”，還有重要的文化政治觀念的爭鋒，現在不會發生這樣的論爭、討論并不是“人文精神”已經回歸，或者我們的文化達到了足夠程度的成熟，而是相反，因為我們已經忘記這一切的重要性了，甚至是有意回避。失去人文素養的支撐和人文精神開辟的廣闊空間，失去一個活躍的“思想界”，那文學就會失去力量和方向，而其公共生活和公共話語就會陷入“時尚”，遭遇阿倫特所謂的“公眾領域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的‘閑談’的壓倒性力量的侵襲”（或曰“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瑣屑’”［8］）——人工智能討論中的多數言說就是這類“閑談”或“瑣屑”中的一種。當時尚話語的陳詞濫調填滿我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學生活的時候，我們也就與真正需要面對的匱乏和無能隔絕了；人工智能可能是新世紀以來，文學場域中范圍最廣的、最重要的一場大討論，但卻沒有敞開和面對文學的本質性困境，也未能從這樣的文學的危機性話語中真正地觀照人的危機。

“在我們隱約感覺到衰落或至少是不確定的時代，追問一直是唯一可能的思維方式：一種尚存生機的生命的標志。”［9］而徐賁把技術的互聯網（the technological intetnet）推進為人文的互聯網（the humanistic internet），就是一項在“追問”的維度上展開的反思、反抗的思想行動，他通過在互聯網研究中直面歷史、政治、社會、心理、認知、道德、價值觀等基本的人文命題，從而“重新思考人的思維、記憶、理解力、想象、審美、知識好奇、價值判斷，尤其是人的自由意識和自主性（autonomy）”。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才會在較早討論人工智能的時候就清醒地認識到：“今天人們對人工智能前景的憂慮也是一樣，有人說人工智能最終會控制人類，有人說不會。其實這兩撥人之間的共同點遠比分歧來得重要。他們都害怕人類會因屈從于控制而失去自由，因愚昧無知而被殘害、因意志衰退而被毀滅。他們害怕的其實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類可能遭遇的不自由和人道災難。然而，就算沒有人工智能，不是還有其他并無多少技術含量的力量在使人類不自由，并把人類帶向災難和毀滅嗎？高科技并不是導致這種災難和毀滅的直接原因。”“任何技術危機的實質都是人的價值危機。”［10］遠在人工智能盛行之前，波斯曼就尖銳地指出了技術壟斷將會導致“文化向技術投降”，與“娛樂至死”一樣，導致人的更深刻的危機——人的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遭遇到嚴峻的挑戰。從文學的人工智能討論就能清晰地感知，技術、媒介、信息，早已以“危機”的形式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當代文學的生態和功能，文學對新媒介和傳播的狂熱依賴已經將其深深地嵌入了后者制造的廣泛而深刻的“危機”之中了：2019年4月，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名為《減少互聯網是唯一的答案》（The Only Answer Is Less Internet），是當時西方主流媒體集中攻擊互聯網的一個縮影；2020年，中國的自媒體出現了一篇題為《互聯網是人類歷史的一段彎路嗎？》的熱文，以“至暗時刻”開篇，直指互聯網的各種“原罪”；2025年，資深媒體人連清川“聳人聽聞”地斷言《新媒體就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段彎路》，借此，學者孫立平指出“我們需要進行信息節食”“比信息繭房可怕的是意義繭房”……而這一切業已構成了文學的公共領域和公共生活在當下的基本的技術背景和話語癥候。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場互聯網、新媒介和技術的危機、根源和癥結并不陌生，而是“其來有自”；它們制造的問題也并不是“新”的問題，而是“舊”問題的循環、變形和深化。比如人工智能對于文學的替代性，我們往往自信于文學的創造性或人的靈魂不可替代，而往往忽視了一個涉及公共領域的顯豁的悖論：我們當代文學最低劣、最平庸、最頑固的那部分內容或機制，在較長一個時間段內仍舊不會被替代；我們最近一直在斷言那些已經被人工智能超越或替代的“三流作品”、“劣作”，仍舊會繼續發表、得獎、收獲評論家們的贊美。這就是文學的危機，也是人的危機，更是我們的公共生活的危機，繼續無視這種“危機”中“人文”的缺位，勢必會墮入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描述的“危機”的最壞后果：“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同歸于盡的。”［11］作家、批評家如果放棄公共領域、公共生活中“人文”的堅持，只是一味地追逐和“販賣”時尚的話語，遠離必要的宏大敘事和基于“問題”意識之上的反抗、爭論，那我們終將會在“麻醉”中成為這個時代的“末人”，也即“最后之人”。鑒于此，學者劉大先曾提出在“數字精神政治”的時代探尋“新的人文方式”的可能性［12］，但他的相關闡釋有意為之地過于“面向未來”，充滿了學術話語的不確定性和含混性，更像是一個層進式的、復雜的人文愿景，而沒有向公共空間中的“自明之物”充分敞開，因此，“新人文”尚任重道遠，但的確值得我們關注并為之努力。

*本文系中宣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資助項目《“文學之都”南京的當代構筑、人才培養與國際推廣》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21QNYC051；南京市文聯簽約評論家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江蘇省作家協會）

注釋

［1］［法］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36-137頁。

［2］［美］喬治·斯坦納［法］洛爾·阿德勒：《漫長的星期六：斯坦納談話錄》，秦三澍、王子童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頁。

［3］［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3、21、26頁。

［4］［美］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5］［美］彼得·布魯克斯、希拉里·杰維特：《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余婉卉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頁。

［6］［美］喬治·斯坦納：《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李小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

［7］［美］彼得·布魯克斯、希拉里·杰維特：《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余婉卉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頁。

［8］［美］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王凌云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9］［法］于麗婭·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來·前言》，黃晞耘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10］徐賁：《人文的互聯網：數碼時代的讀寫與知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24頁。

［11］“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同歸于盡的。”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72頁。

［12］“……文學確實死了；但它的既有呈現形態與批評研究方式的瓦解，也預示了新的人文方式的可能性——它打破現有的真理體制（它由“資本平臺-科技與媒體-精神政治”的三位一體構成），從經驗與表述的層面開啟別樣的選擇——這個選擇并不是無所用心地指向‘奇點’（singularity）的到來，人的主體性的彌散（當然，啟蒙運動人本主義以來的“人”確乎陷入危殆之中），或者歷史的終結（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資本科技聯合體），而是以直觀、情感與體驗的方式整合性地、含混性地想象與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7-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