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人工智能文學創(chuàng)作已從實驗階段邁向傳播領域。各大網絡文學平臺每日接收海量AI稿件，自媒體空間亦充斥著機器生成的文本。盡管人工智能尚未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流，但及時審視其帶來的沖擊已成為文學批評界的當務之急。在探討其利弊之前，須先厘清人工智能文學的能力邊界與本質特征。本團隊對國內主流AI模型的文學生成能力測評顯示：當前技術雖在情感模擬、隱喻構建與文化語境理解上展現(xiàn)出“類人”特質，卻始終無法觸及“人的文學”的本質——肉身在場的生存痛感、詞與物的真實勾連，以及主體對世界的能動重塑。回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人的文學”作為一個重要的維度，始終強調文學作為主體介入現(xiàn)實的精神實踐。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新強調這一維度，不僅關乎文學發(fā)展的方向，更關乎其存在的根本意義。

一、人工智能文學的“類人化”表象

部分觀點認為，AI在情感強度、敘事技巧等層面遜色于人類創(chuàng)作。這一論斷需進一步辨析。通過調整提示詞和參數(shù)，人工智能文學所生成的修辭技巧和描寫方式，以及在表達情感的強烈程度、表現(xiàn)復雜情感和情緒細節(jié)方面也能夠完成得十分出色。就簡單的情感強度來說，通過測評生成的短篇網絡文學，可以發(fā)現(xiàn)那些生成的復仇文、逆襲文或搞笑文，在技巧層面并不弱于頭部作者。而在復雜情感表達方面，有數(shù)據顯示，GPT-4使用角色一致性強化學習（RLAIF）后，其復合情感場景的生成準確率也大大提升［1］。

在敘事技巧方面，增加文學性語料和文科生獎懲反饋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大大提升。在本團隊的測評實驗中，可以看到，相較于KiMi等模型傾向于使用全知敘事和第一人稱敘事，敘事方式更側重“講述”（tell），而DeepSeek具有第三人稱限制敘事偏好，大量使用場景化和細節(jié)化敘事，并且能夠在生成中使用通感的修辭方式，讓敘事方式成為“展現(xiàn)”（show）。比如我們讓DeepSeek生成一個未來世界識別仿生人的文本，其中的片段為：“周然推開便利店玻璃門時，自動感應器正播放到廣告詞的第七個字：‘美夢成真只要——歡迎光臨。’他熟練地跳過地磚上翹起的金屬條，貨架深處傳來咖啡機泄氣般的嘶鳴。‘老樣子？’收銀員小夏把沾著泡面油漬的掃碼槍轉了個圈，她耳垂上新?lián)Q了對發(fā)光耳釘，在晨霧里泛著青檸色的微光。”該文本運用了大量內視角感覺性描述，廣告詞的斷裂（聽覺）、金屬條觸感（觸覺）、咖啡機嘶鳴（聽覺）、青檸色微光（視覺）等感官元素，不僅構建出一個沉浸式的場景，而且與日常倦態(tài)的心境形成通感。

拿隱喻度來說，通過控制“溫度參數(shù)”可以實現(xiàn)對文學生成隱喻度的調整，溫參越高，隱喻度越高。用高溫參數(shù)寫詩，DeepSeek可以生成類似“熔爐的舌頭舔舐黃昏時/我正把時針種進冷卻塔/灰燼在喉間結晶成讖語”的詩句。從DeepSeek相關技術報告中可以看出，該模型運用了大約60萬條的推理樣本，運用了20萬條非推理（包括文學寫作）樣本進行訓練。［2］同時DeepSeek在進行語料標注時非常注重隱喻度的處理，是該模型在這一方面的出色表現(xiàn)。

基于龐大的數(shù)據和語料的訓練，人工智能文學生成表現(xiàn)出明顯的“類人化”的特點，甚至有著“鏡像”的特點。操作者本人的創(chuàng)作能力，或是對文學的理解能力、審美判斷力，以及提問質量越高，交互性做得越好，生成的文本文學質量越高。那么，是不是說人工智能能夠達到人類文學創(chuàng)造的水平？或者說，即使人工智能能夠出色地使用各類修辭手法，塑造“圓形人物”，構建多線索情節(jié)結構，并且能夠使用“草蛇灰線”“留白”等技巧，是否就意味著人工智能文學生成能夠替代人類創(chuàng)作？

二、“人的文學”精神譜系：具身性和主體性

中國現(xiàn)代文學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逐步構建起一條以“人的文學”為核心的精神脈絡。這一傳統(tǒng)并非僅僅停留于對封建禮教的反叛，而是通過不同歷史階段的理論探索與創(chuàng)作實踐，不斷深化對人作為“具身性存在”的認知——文學既是人對所處社會現(xiàn)實的回應，也是主體通過反思介入世界重建的方式。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提出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3］，將文學從封建倫理的桎梏中解放，強調對完整人性的尊重。他要求文學關注“靈肉一致”的生活狀態(tài)，實際上揭示了人的存在本質：既非抽象的道德符號，亦非純粹生物性的存在，而是具體社會關系中的生命個體。李大釗則在《什么是新文學》中將這種個體覺醒引向社會維度，主張用“宏深的思想”與“博愛的精神”［4］構建文學的社會性，使“人的文學”開始承擔起揭示社會病癥、推動革命變革的“具身性”責任。沈雁冰的“血和淚”寫作觀更徹底地將文學場域下沉至底層民眾的生存境遇，通過《春蠶》《林家鋪子》等作品展現(xiàn)出被壓迫者的“肉身之痛”，踐行了文學干預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精神。胡風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5］理論標志著“人的文學”進入辯證階段。他反對機械的現(xiàn)實主義，強調作家必須帶著“血肉體驗”介入現(xiàn)實，這種主體性實踐使文學不再是被動地反映世界，而是主客觀融合創(chuàng)造新世界。深受胡風“主觀戰(zhàn)斗精神”影響的作品《財主底兒女們》，路翎筆下知識分子的精神掙扎，正是主體在歷史洪流中尋求自我確立的具身化寫照。至錢谷融提出“文學是人學”［6］，實質是在集體主義高漲的時代重訴個人的價值，抵制將人簡化為階級符號的傾向。這種對個體獨特性的堅守，使得文學在政治規(guī)訓中仍保留著重建人性維度的可能。

“人的文學”的傳統(tǒng)號召“具身性”的文學——它根植于身體的具體體驗，是以人類為主體重塑世界的路徑。在這一意義上，文學的要義不在于詞語搭配的概率，或是修辭習慣的堆積，不是情感技巧，也不是精巧的結構。基于自然語言處理的人工智能，能夠在這些語言技巧表層達到“類人”程度，但人工智能文學生成的仍難以觸及文學的本質。作為一種本質論的“人的文學”的意義是在認識論層面，在存在哲學層面，在人類生存的本真層面得到確認。胡塞爾揭示的“意向性”結構，在文學領域具象化為身體對世界的賦形。［7］梅洛-龐蒂提出“身體圖式”［8］的概念，認為基于“身體”體驗的意向性創(chuàng)造，使文學意象成為具身經驗的記錄和實現(xiàn)。海德格爾認為詩意使人之棲居成為可能［9］，實指人類通過語言將混沌經驗轉化為存在家園的過程。“人的文學”呈現(xiàn)出深刻的本質論特征：它并非簡單的審美活動，而是人類通過“具身性經驗”與存在境遇的互動，在語言中重構世界的精神實踐。這一本質決定了文學主體的肉身在場與生存痛感，其價值正在以血肉之軀為媒介，在主體與世界的對話中不斷開掘存在的真理。

在文學史上，我們看到《狂人日記》在客觀描述的同時融入象征主義，實寫瘋子，虛寫寓意。在類似福柯關于“瘋癲/文明”的思考中，《狂人日記》從瘋子的口中說出舊社會“吃人”的真相。此種用象征的世界“撕開”舊現(xiàn)實，寓意現(xiàn)實變革的作品，來自魯迅對當時社會環(huán)境的洞察以及用文藝改變國民精神的訴求。如果以此種具身的文學實踐觀照人工智能文學生成，就會發(fā)現(xiàn)其能力僅僅停留在表層的修辭技巧。缺少主體精神的人工智能文學也缺少了“人的文學”的精神。

就修辭而言，表面上基于概率的修辭技巧，也無法替代在本體論上意味著重建詞與物關系的“活的修辭”。就隱喻來說，人工智能可以通過詞語搭配概率，或是人工對“隱喻度”的標記和反饋，表現(xiàn)出高超的隱喻技巧。但我們要看到，隱喻也并不簡單地是指“比擬”，如保羅·利科所指出的那樣，所謂“活的隱喻”是“將人描述成‘行動著的人’，將所有事物描述成‘活動著的’事物很可能是隱喻話語的本體論功能。在此，存在的所有靜態(tài)的可能性顯現(xiàn)為綻放的東西，行為的所有潛在可能性表現(xiàn)為現(xiàn)實的東西”［10］。也就是說，“活的隱喻”是語詞對人類，對世界以及世間萬物關系的能動性激活。李章斌分析穆旦的詩句，從本體論的角度呈現(xiàn)“穆旦是如何一步步消融主體、客體界限，將‘不同類型的感覺雜糅’，企圖彌合人與‘物’之間的裂縫，把‘人’與‘物’的存在鮮活地展現(xiàn)出來”。他指出“穆旦的隱喻實際上就是以言語‘照明’（命名）那‘未成形的黑暗’，并將之顯現(xiàn)為‘綻放的東西’”［11］用重建“隱喻”照亮或激活未被識別的世界，這是在認識論、存在論層面“隱喻”真正的價值。而人工智能文學生成技術本身不具有認識論和存在論的底層邏輯。

三、“人的文學”：作為人工智能時代文學的重要維度

當人工智能文學生成在修辭技巧等方面表現(xiàn)出出色的“類人”能力時，我們更要強調“人的文學”的傳統(tǒng)和要義，強調文學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方向。認識到文學來自具體社會關系中的生命個體的“具身性體驗”，認識到文學從來都是應對和介入現(xiàn)實，參與變革的路徑，認識到文學語言是重新命名萬物，重建人和世界關系的認識論意義，認識到文學語言將混沌經驗轉化為存在家園的本體論意義，就不會因為人工智能而感到敬畏或恐慌，就可以更客觀理性地理解人工智能和文學之間的關系。

重提“人的文學”，絕非拒斥技術，而是探尋人機共生的新路徑。AI可為創(chuàng)作生成故事框架、提供意象組合、拓展形式邊界，而人類則為其注入生存實感與精神追問。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為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新的工具和手段，拓展文學的創(chuàng)作空間和表現(xiàn)形式。同時，人的“具身性體驗”可以為人工智能文學創(chuàng)作注入靈魂，使其作品更具藝術價值和思想內涵。例如，一些作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創(chuàng)作輔助，通過與人工智能的互動，激發(fā)自己的創(chuàng)作靈感，創(chuàng)作出一些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文學作品。

與此同時，培育具有審美判斷力的讀者群體至關重要。當算法推送機制助長文學快餐化時，讀者需以批判意識辨識文本中的生命質感：是概率組合的修辭雜糅，還是主體經驗的結晶？這種鑒賞力的養(yǎng)成，將成為抵御文學異化的精神防線。讀者應該培養(yǎng)自己對文學作品的審美鑒賞能力，能夠辨別作品的優(yōu)劣；應該具備批判意識，對華而不實的文學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反而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文學的本質——它不僅是文字游戲，更是人類活著的證明。當機器能輕松寫出押韻的詩、編出結構完整的小說時，我們反而要更珍惜那些機器學不會的東西：比如身體留下的深刻記憶，歷史洪流中普通人的真實經歷，還有人類給世界萬物命名的勇氣。未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技術或許能提供更多工具，但只有真實活著的人，才能讓文字真正地觸及生活。我們不該讓AI成為文學的終結者，而應該讓它變成作家的智能助手。就像用精準的計算配合人類豐富的情感，或許這正是新時代文學新的活力所在。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