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歌·湘夫人》）。秋風乍起，看洞庭之水浩浩湯湯，想起屈原。

屈原在湖湘大地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也因了這片土地的青山碧水和父老鄉親，他的名字和詩作得以永久傳唱。屈原在其殉楚的那一刻不過是一個悲憤而孤獨的野地遺老，為楚國的貴族所不容，更遭后來問鼎天下的秦朝統治者忌恨。先秦乃至秦漢之際的典籍中，找不到關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記載，可屈原的作品卻在湖南民間得到保存和流傳。直到漢文帝時，另一位“憂讒畏譏，去國懷鄉”的名士賈誼謫居于長沙，見聞屈原的作品和傳說，感懷己身，一篇《吊屈原賦》落筆傳世，屈原之名、《楚辭》之文方得昭見天下。

屈原非湖南人，他生于楚國丹陽秭歸。彼時湖南蠻荒一片，若非“忠而被謗”，遭遇貶謫流放，屈原或許不會在湖南留下足跡和詩文。屈原的后半生處于流離與孤苦之中，但卻成為了湖南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大幸。湖南的文化史上，屈原是因貶謫而落腳湖南的中國眾多文化名人中的第一位。若是沒有謫居蠻荒之湘的經歷，屈原是否會以中國第一個文學名家的身份名垂青史也許要成為一個疑問。

屈原開啟了中國詩文“窮而后工”的傳統，也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香草美人”的格調與追求。“香草美人”的意象，成為了中國式浪漫主義的發軔，她誕生于窮困之間，成為屈原的精神自喻與人格追求。“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中，“香草美人”是其賴以自足的光亮與慰藉，也是以身作則的不朽創造。屈原對“香草美人”的堅守讓他自己成為了中國知識分子永恒的道德標準，也讓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擁有了莊嚴和自省的底色。屈原的“香草美人”和由他開啟的湖南貶謫文化，也自此成為湖南精神的不竭源泉，影響著屈原之后的一代代知識分子。

自秦而始，大一統的民族國家成為中國人心所向的主流政治形態，在總體穩定的朝代歷史中，屈原之后，和平年代的中國士大夫便無需以沉江殉國的形式鑒心明志了。然而貶謫依然屢見不鮮，士大夫仕途的起落浮沉系于帝王一念。湖南長期以來仍屬于邊遠而落后的“荊蠻之地”，眾多士大夫于仕途受挫之后謫遷于此，湖湘履歷多半意味著他們政治生涯的低谷。但卻正因為這些遭際，許多在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在落寞孤苦中反而煉就了他們的傳世之作，無意間讓湖南成為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福地。

賈誼發掘并傳承了屈原的星火；盛唐詩人王昌齡被貶于懷化龍標（今洪江），王昌齡的摯友、大詩人李白感懷友人際遇，寫下一篇家喻戶曉的《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一生顛沛流離的“詩圣”杜甫于晚年流落湖湘，貧病凄苦中仍吟就雄渾沉郁的名篇《登岳陽樓》；“詩豪”劉禹錫謫居朗州（今湖南常德）達十年之久，其短文名篇《陋室銘》，表達了他于逆境之中“惟吾德馨”的高潔志行；文章大家柳宗元，在政治革新失敗后發配永州十年，這十年成為其創作的黃金時期，除膾炙人口的《永州八記》，其文集《柳河東集》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均創作于永州；以及文名雖不及上述名家，但因范仲淹為其著文《岳陽樓記》而千古留名的滕子京，于“謫守巴陵郡”任上“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為湖南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誕生于湖湘這片土地的詩文，多有一股奮發或超然的曠達之氣。有了這些貶謫而來的文人士大夫，湖南不僅不再是化外之境，反而因其自身的淳樸、剛毅和這些“香草美人”的滋養，形成了頗為穩固且獨具特色的地域精神。“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湖湘文化底蘊逐漸成型，經過長久的沉淀和發展，也終于迎來了其大放異彩的時刻，在近現代中國，成為反哺中國文化的一股洶涌浪潮。

如今的湖南，早已和“貶謫”二字無關，但傳承下來的于困境中堅守“香草美人”的精神，已深深刻在了湖南的基因之中。今天的湖南飛速發展，遠古的蠻荒早已無可見聞，但我們仍能從這片土地上的不少角落窺見屈子的忠實信徒對古典“香草美人”的追憶和景仰。這些“香草美人”們行吟過的地方許多如今都已成為游人如織的繁華之地，或是以新的方式呈現供人們瞻仰或傳唱。人們回味一間間陋室幽居，一道道溪流山谷，與古人心神相通，悲戚與共。人一生總有那么一些時期，遭遇命運或大或小的“貶謫”，這樣的處境中，各人也需各人的“香草美人”相伴，以自適之心百折不撓，抵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柳暗花明。

自屈原而始的“香草美人”，在世事變遷中不斷演繹出新的姿態。任何時代都需要“香草美人”的執著與堅守，也許屈原沉江之時滿懷怨忿與孤獨，但屈原之后的“香草美人”們，便有了先輩的事跡與詩文做伴，于長夜中守護微茫的希望。今天的“香草美人”也不再是知識分子的專屬，她屬于每一個心懷善良、自省與勇氣的人，以君子之道抵御物欲橫流的浮生萬象，與屈原和屈原之后的眾多先賢并行，在“德馨為香草，身潔即美人”的信念中，讓靈魂于漫長的歲月里收獲磐石一般的豐滿和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