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領”到“小資”再到“中產”，在加速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生活逐步形成了一定的階層和共同體想象，而圍繞這些概念的爭議也從未停止。文學敘事對探索和塑造這種城市主體的自我認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3月30日，“城市新中產文學與文化研究”研討會在同濟大學舉行。

新世紀二十多年以來，城市文學的寫作和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加速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生活逐步形成了一定的階層和共同體想象，從“白領”到“小資”再到“中產”等等，而圍繞這些概念的爭議也從未停止，尤其是“中產”對應西方現代城市長期以來的社會結構，中產生活也成為城市文學最重要的表現對象之一。文學敘事對探索和塑造這種城市主體的自我認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中產文學與文化和城市一樣，具有自身的發展特性和特殊的問題，這種新的特性及問題也會在當代豐富的城市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來。

從文學看“新中產”文化

何為“新中產”，有著不同的定義。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指出，對于中產的界定和標準存在相當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的都是以經濟為核心；其次，社會地位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中產活動的背景是現代化城市，但城市不是一個簡單的空間概念，也是文化概念，因此，他認為新中產的第三個維度就是文化。從經濟、社會到文化，“若在這三個維度沒有基本共識的話，我們研究‘新中產’問題的邊界以及研究問題的內在邏輯就會模糊，對于‘新中產’問題的研究就容易落于泛化。”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姚云帆對“中產”“新中產”的概念作了闡釋和溯源。“‘新中產’的概念，對應的其實是關于生產和消費的概念，而‘中產”’這個概念和二戰之后經濟學的轉型有關，同時也涉及社會學”，姚云帆表示，無論是“中產”還是“新中產”，它們的形成機制實際上都是先通過某種經濟學或某種社會學的范疇工具對整個社會加以規劃，此后才逐漸產生效果。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則認為，應該更多地從文學與文化的層面來看待中產文化。在歷史上，中產階級的文化審美有很多地方是“平庸狹隘的，甜蜜而缺乏偉大的悲劇精神與生命激情”。“偉大的文學往往是反中產階級的，比如德國作家黑塞的《荒原狼》，他筆下的主人公是典型中產階級，他懷有浪漫主義的追求，但是他又無法徹底放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他說道，新中產文學需要有一定的浪漫精神引入，不能僅僅以現在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為主導，而需要灌注更多生命激情。

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提到了“新中產”的流動性。如今在談論“新中產”時，往往忽略后面的“階級”二字不談，消解了“新中產”一詞的政治意味，營造出一個可以流動的空間。“不斷的變動導致這個階級本身就具有一種心理上的脆弱感，不斷質疑自己是否屬于中產。他們處于一種‘懸停’的狀態，這種狀態暗示著‘新中產’們享有某種權利，但這種權利只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暗示。”李偉長認為，“新中產”們對幸福的定義大部分是被人為塑造的。未來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否會和資產、收入或者財產捆綁在一起呢？老師認為，這些問題在將來都會得到重新定義。如果“新中產”不只作為一個文學話題，而是作為一個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呈現，將會引起更多關注。

作家趙松同樣認為，在不確定的大背景下，很難把“中產”定義成不變的、清晰的東西。與此同時，新中產文學所帶來的啟發在于，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方式、新的語言，而非讓文學像說明書一樣去為社會服務，文學的職責是要指向更深層次的真實。對此，《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認為，文學可以給中產的定義更多的意義，而只有將具體確實的“中產”形象創造出來，這個話題才能夠成立。

“城市新中產文學與文化研究”研討會現場

反思“新中產文學”

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作家黃昱寧表示，對于作家及知識分子來說，對新舊中產的含糊定義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新中產寫作”的困境。“在模糊的認知和定義的交錯之下，人們常常把這樣的題材和類別跟精致空洞的情節、光鮮虛浮的包裝、居高臨下的態度聯系起來，反過來影響寫作者的心態，由此帶來刻意回避和自我懷疑。”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李林榮分析道，最初在毛澤東的報告中，“中產”作為動態話語，是一種過渡狀態，它是變動的，最終會分化為不同的方向。“這就是原本‘中產’的語用功能，但我們現在的中產話語卻轉為是靜態的，不再處于過渡與裂解之中。”李林榮直言，諸如王安憶等作家描繪出了經濟高速增長期的蕓蕓眾生，展現了倉皇、急促、興奮、惶惑的嶄新的中產階層心態。“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們都擁有自覺不自覺的批判意識。而到了韓寒等一眾青年作者登上文壇時，其作品中則充滿了對中產話語的附和贊美，這讓他們的作品顯得虛偽而空虛。”他認為，盡管當代的城市產生了極為復雜的共生關系，但在現在的文學作品中，不論篇幅長短，其中描繪的人際關系都太過單純，“‘新中產文學’本應該發揮它的認知功能。但相比起它應當承擔的使命，新中產的作品卻并沒有呈現很好的書寫狀態。”

《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陳濤也認為，當下的新中產文學作品沒能很好地介入現實生活。“一方面，現在的中產文學本身就不夠體面。中產階級文學習慣于批判，但是批判后能不能展現一些體面的東西？能否通過他們對書寫的挖掘，用文字描繪出廢墟里面的光？在批判后怎么樣才能表達出新中產的理想和價值？”陳濤直言，如果要研究現在的中產文學，就不應該繞過這些問題，另一方面，中產文學應該要能寫出新中產流動中的一些狀況，將現實生活反映在文學作品中，而不是一路摧毀卻不重建。

“新中產文學”的創造性

在《上海文學》雜志副主編來穎燕看來，“新中產文學”與城市文學息息相關，如果說城市文學包容了現代性、革命、欲望等種種分支，展現出某種現實，那么“新中產”則是從本就模糊的概念中延伸出的新的模糊，為城市文學提供了新的生長路徑。

華東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則認為，如今在談論對文學的理解的時候，也應注意打破原有的對城市和鄉村作簡單區別的一些觀念。她以高校學生熱衷加入的“中國隱居小組”為例，認為他們的行動與中產階級所在的城市背景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但他們的文化趣味仍然屬于中產階級。

同濟大學青年教師劉祎家談到了“新中產文學”未來的可能性。在他看來，對于青年作家的質問和批評，是因為這些青年作家大多缺乏和更大社會聯動的渴望，然而，但社會也沒有為他們提供完成聯結的可能性。“有沒有可能，有一種新的文學形態——一種文學新中產的形態——是可以打破鏡子，走向更大的廣闊的空間？比如在新東北作家所寫的個人原子化、頓挫、焦慮、迷茫的思考之中，會不會有更多更大的生產性？ ”

“如果暫時不去理會中產的階級屬性和經濟學意義，這個處在夾縫的‘中’字或許可以獲得一個獨特的位置，它處在城市復雜關系樞紐，無論往上下左右前后看都有視角上的便利。”黃昱寧說道，與此同時，她認為中產者的知識結構、生活背景，也常常讓其人物產生一定的自嘲、自省意識，與之相關的文本往往帶有鮮明的反諷色彩，這是她對于“新中產”文學的書寫感興趣的兩大原因。另一方面，對于中產與城市生態的書寫往往是曖昧與復雜的，忠實敘述這種曖昧與復雜并不討好。尤其在當下的閱讀環境，復雜的敘事文本似乎是過載的，而降低密度則意味著簡化生活。她認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掌握兩者之間的平衡。

作為文學學術期刊的編輯，《揚子江文學評論》何同彬認為，在當代文壇上，當代文學創作應該具有一些嶄新創造性。“新中產”的出場能否給現在的文學寫作帶來全新的解放性和創造性？是否能有站得住腳的文學作品人物形象被塑造出來？新的公民意識能否在新中產的寫作中誕生？性別在新中產的寫作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這些都需要拭目以待。

“我們希望通過一系列的方式能夠呈現我們當下城市書寫，進行一種現代性的反思，對現階段的研究進行更深度的挖掘，使之得到升華，在這個愿景的基礎上，我們試圖走入今天的城市‘新中產’文學文化研究。”《青年文學》主編張菁說道，不論是創作者，還是研究者，在面對新的問題時，都應該從文學角度切近生活、心靈。面對“新中產”問題，需要每一位關注者面向未來延展開思維，用開闊的眼界，一方面梳理已有的文學經驗，另一方面懷著期待去捕捉還未被書寫到的人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