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SKP RENDEZ-VOUS 書店主辦的“海上繁花，二戰傳奇——中國人民勇敢的心”文學活動在京舉辦。學者、作家劉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以及《海上繁花》作者楊怡芬進行了一場關于歷史與現實寫作的對談，走進一段沉沒于東海之下的二戰傳奇。

歷史有時比虛構更離奇

《海上繁花》的創作始于楊怡芬的一次偶然閱讀，2005年，她在本地報紙上讀到一則新聞，說的是1942年發生在舟山東極海域的“里斯本丸”號沉船事件，跟著船一起沉入海底的還有800多位英軍戰俘。當時，面對日軍的見死不救，附近的中國漁民駕著木質小船，奮勇救人。這片海域，見證了中國漁民勇救盟國戰俘的無疆大愛和人道主義光輝。這則新聞讓楊怡芬觸動，“原來我們這片海域，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是跟二戰歷史相連的，所以我開始關注并嘗試書寫這個故事。”

為了解這段歷史，楊怡芬翻閱了卷帙浩繁的資料，撥開層層迷霧，找尋史實真相。浙江舟山群島海域，東經122°45′55″，北緯30°13′47″，這個小小坐標聚集著抗日武裝、海盜、土匪、日本軍隊等各方力量。“這是基本的史實，但如果光是寫這些，不能成為一本具有現代意味的小說，所以在這些史實之上，我進行了虛構。”

楊怡芬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為基點，虛構了“里斯本丸”號上被救的戰俘伊恩及其一家的悲歡離合。從1941年香港保衛戰到1945年，伊恩一家見證了中國近代史的動蕩、屈辱與曙光。活動中，楊怡芬把《海上繁花》稱為“一本情感充沛，故事比較曲折離奇的小說”，因為歷史有時比虛構更驚心動魄，更震撼人心。

以細膩的心填補歷史空白

韓敬群肯定了《海上繁花》從“小切口”深挖“大歷史”的寫作路徑。在西方文學中，圍繞一戰、二戰這段歷史，涌現了諸如《永別了，武器》《西線無戰事》《辛德勒的名單》等杰出作品。在中文世界里，同樣需要《海上繁花》這類飽滿的、富有內蘊的小說。

楊慶祥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作家如果沒有一顆豐富、細膩的心，就感受不到物理意義上的戰爭之外，日常生活也是一場戰爭，“能夠理解生活、人性、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并把這種復雜性書寫出來的作品就一定是好作品。如果不能夠體會到這一點，我們可能就不會有偉大的戰爭文學，也不會有偉大的心靈和偉大的思考”。

劉瓊與楊怡芬的第一次相識緣起于《離觴》，這部小說讓她驚嘆竟還有這樣一位優秀的小說家。《離觴》是楊怡芬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書寫的同樣是戰爭背景下人與人的情感際遇。《海上繁花》取材于二戰時期的真實歷史事件，二戰是寶貴的創作題材，但近年來對這一題材的創作看似走向繁榮，實則日趨同質化。“我們的這種文藝書寫、文藝的表現形式與整個世界文學的創作相比，書寫的豐富性其實還不夠，《海上繁花》這本書確實填補了空白”，劉瓊認為《海上繁花》彌補了抗戰時期關于浙東平民面對戰爭的表現，特別是對于英國戰俘的救助這個歷史書寫上的空白。

“文學即人學”

“女性作家敏感、細膩、善于共情的特質柔和了硬派歷史書寫，她們擅長以藝術想象的方式再現歷史細節和歷史瞬間。”劉瓊談到，《海上繁花》也填補了女性關于歷史書寫的空白，她還提煉了小說所探討的問題，即“戰爭與人的關系”，“楊怡芬用‘里斯本丸’號沉船串聯起了地域、歷史與歷史中的人”。

談及如何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做好精細的選材，如何豐富小說人物之間的情感關系，楊怡芬坦言一個作家如果沒有野心，就沒法創造一部長篇小說這樣的“小宇宙”。思考從戰爭中走過來的每一個人，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祖輩曾經遭遇了什么，這些都是推動寫作的情感力量。

生活在歷史舞臺中的“人”是楊怡芬小說的主角。擁有經濟學背景的楊怡芬吃透了人物背后的物資、水利、運輸、金融等環境要素，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歷史。“文學就是人學，文學就是人與歷史的故事”，楊怡芬感慨，《海上繁花》的落腳點就是人民，就是中國人民勇敢的心。小說塑造了血肉飽滿、有情有義的中國人民的形象，呈現了中英兩國人民在戰火中結下的深厚情誼。同時，對侵略與抗爭、生命與尊嚴等主題進行了理性思考。中國人民的淳樸和無畏是作者以“里斯本丸”號沉船史實創作小說的支點——我們有這樣的人民。

活動現場，讀者朋友們與楊怡芬踴躍互動，大家還針對歷史寫作的經驗、抗戰書寫的創新等問題進行了積極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