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袁姣素

紀紅建的報告文學作品《彩瓷帆影》的腳力，已然步出了國門，那條海上“絲綢之路”在時空的交錯中穿梭著歷史與現實、人物與時代、命運與思考，其在史料挖掘與現場見證的廣闊思維中深入探索，契合當下，梳理中西文化，連通世界窗口，銘刻著中國瓷藝時代的歷史印記。

《彩瓷帆影》以公元834年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附近沉沒的“黑石號”為線索，全景式地展現了長沙銅官彩瓷走向世界的曲折迂回、風雨飄搖、光輝燦爛的歷史之路。在海底沉睡了一千多年的“黑石號”，刷新了我們對歷史文明進程的認知。在這條船上出土的67000余件文物中，竟然98%是中國瓷器，更讓人震撼的是其中有56500多件是長沙銅官窯瓷器。

《彩瓷帆影》從其中兩只銘刻著“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記”的碗開始撬起歷史的支點，追溯中國彩瓷的發展史。從這兩只碗上刻錄的寶歷二年，可以推至唐敬宗李湛的年號，也就是公元826年。由此可以基本推算“黑石號”沉船的年代，從這批文物異域風情的圖案信息與藝術特色，我們亦可知道在開明強盛的唐代，已經有了大規模的海上貿易。

《彩瓷帆影》從五個方面對這段久遠的中國歷史進行了細致的梳理。第一部“古岸陶為器”，從美籍教員柯克斯入手，探尋中國瓷器文物的“來”與“去”。柯克斯在中國收購了大量的長沙銅官瓷器，并于1939年在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世界第一個長沙銅官瓷器特展。其中一只在撒哈拉沙漠中發現的釉下褐彩背水壺引起了專家學者們的注意。考古學者陳萬里帶著他的學生苦心研究，終于確證，這只釉下褐彩背水壺的故鄉是唐朝窯口銅官瓦渣坪，長沙銅官窯便是釉下彩的發源地。

第二部“題詩安瓶上”，從事實出發，回望石渚的“前生今世”，追尋“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記”的歷史坐標。從窯工樊氏家族的興衰起落中沿跡追溯，見證唐三彩的興起與繁榮。公元758年，因“安史之亂”，樊翁不得不隨家人從洛陽來到了望城石渚。經過種種技術考驗，結合地理環境，以及“火”的淬煉，石渚的窯場最終變成了瓦渣坪。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他們不僅創造了唐朝歷史上罕見的“綠釉紅彩”，還創新藝術形式，將繪畫、詩歌、書法植入瓷藝，打開了歷史的新格局。

第三部“一別行千里”，仍然是跟隨樊翁的孫輩進入到城陵磯等地，再從“棗皮黃”色系看到石渚彩瓷的瑰麗多彩。波斯商人摩呼祿買下了樊家子孫帶去的石渚彩瓷。于此，揚州與波斯的友好貿易與文化交流刻進了歷史。公元858年，唐朝蔡輔等隨商船去了日本，與日本友人建立深厚的友誼。由此，在歷史的洪流中，樊家的石渚彩瓷成為了遠渡重洋的文明使者。

第四部“人歸萬里外”牽引著心靈，中國古人不畏艱難，勇于開拓的精神為后人打造了一條連通世界的航運樞紐，也就是我們今天稱之的“海上絲綢之路”，這些見證歷史的航線樞紐凝聚著古人的智慧與創造精神。

公元879年，由于戰亂，樊氏子孫的陶瓷時代進入了終結，石渚成為了他們回不去的故鄉。

第五部“無夜不相思”。時間追溯到1998年，德國機械工程師蒂爾曼·沃特法在印尼的勿里洞島海域打撈到了那艘中國沉船，唐朝時期載滿中國瓷器的阿拉伯沉船終于浮出水面。沉船已經被毀，但上面銅官窯瓷器卻完好無損。

2017年，陶瓷專家林亦秋先后給蒂爾曼·沃特法和湖南省博物館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館長的李建毛打電話，希望這批文物能夠回歸故鄉。李建毛高度重視，馬上給長沙銅官窯遺址管理處文物科科長瞿偉打電話，組織隊伍去新西蘭商談。在他們排除萬難險阻的努力下，這批銅官窯彩瓷終于在2017年11月24日回到了闊別千年之久的祖國懷抱，回到了故鄉望城。

眾所周知，報告文學易寫難工，面臨新的難度挑戰。而《彩瓷帆影》從某種意義上看，不僅見證了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鑒，還啟迪當下，在啟動情感模式上融合深邃的思想，藝術地呈現出中國彩瓷發展史上的風起云涌。

紀紅建用他飽含深情的筆墨撥云見日，用堅實的腳步行走海角天涯，觸摸人物的靈魂、傾聽時代的聲音、輸入真摯的情感、還原歷史的真實，承接世界的歷史文明。這種跨界的書寫打破了報告文學的體例框架，更顯出強大的包容陣場。其用史料的溫度復活歷史記憶的技法，融合真摯的情感呼吸與時代鏈接，貫通今古，中西合璧，在難度寫作上實現了開拓性的創新。尤為突出的是，作者始終把自我的情感投入，貫穿始末，不僅有抵達現場的逼真效果，還體現了高度真誠的寫作態度，渲染了報告文學的文學性與藝術魅力。

如此，用發展的眼光看世界，用歷史的車輪丈量世界，“一帶一路”便是歷史的召喚，時代的必然，為世界文明發展的網絡體系與資源共享提供了歷史的支點，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輸入了文明的代碼。

（《彩瓷帆影》，紀紅建著，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