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郴州市城區東邊二三里路上的蘇仙嶺，無疑是郴州的一張名片，一張令郴州人驕傲自豪的山水名片，一張令郴州人感恩祈福的人文名片。

蘇仙嶺的山勢一點也不雄偉，500多米的高度始終以一種舒緩的姿態向上遞進，無從談起磅礴險峻，整個給人一種四平八穩和四平八穩之下顯現出的結實可靠的印象，只有主峰突兀拔地，直插云霄，露出一點雄氣來。盡管難稱雄渾巍峨，也缺少奇秀峰林，但千百年來蘇仙嶺硬是將一個得道升天的美麗故事化成一條柔柔絲線，牽來四面八方慕名而來的朝圣足跡。

套用一句廣告語：不到蘇仙嶺，枉到郴州城。幾乎每位來到郴州的人都要登臨一番蘇仙嶺，于茂林修竹間、于雜花爭艷中，瞻仰它那充滿空蒙山色、潺溪幽泉的尊容，更感受一路串聯的“蘇母浣紗桃花溪，白鹿洞里誕蘇眈，蘇仙羽化升仙石，蘇仙觀里拜蘇仙”完整故事，找尋那份“不登仙境，已為仙人”的逍遙之感。

三年郴州求學，在鶯飛草長的日子里，在蟬鳴柳翠的季節中，在萬山紅遍的歲月里，在雪皚萬籟的光景中，我一次次走進蘇仙嶺，踏春、消夏、賞秋、品冬，與之接觸糾纏，與之深情交融，與之無語傾談，真切感受到它其貌不揚外形藏著的“氣神”之博大深邃。

一位名家說，一種地域性格的形成離不開當地地理環境的滋養，這是對“一方山水養一方人”的文化解讀。自然，郴州地域性格的形成大抵與蘇仙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人們看來，蘇仙嶺的仙風滋養了這里的浪漫性格。神仙是人們對擁有特殊能力、可以長生不死的一種生活狀態的企盼與愿望。蘇耽得道升天的美麗傳說，播撒仙文化的種子于萬眾心田。仙文化的滋潤，贏來蘇仙嶺“天下第十八福地”的美譽，更讓這里的人們崇尚逍遙生活，性格中充滿“知命樂天”的精神元素。在街道坊間抑或鄉野村郊，見得最多的是，人們以優哉游哉的態度消遣生活。老人們三山五岳地圍在一起打打牌、喝喝茶，一股“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味道；中年人從來處事不驚，悠然自得，一副“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的悠然習性，再苦再累，也不把憂愁掛在臉上；年輕人更是激情飛揚，如后生們看見一路笑聲的少女們，便會尋聲而去，放肆地“撞”上人家，然后忙不迭地說“對不起！不小心”。為的是得到“沒關系”那句溫柔的寬慰，以及或許由此而誕生的一份美麗戀情。

當然蘇仙嶺的人文根源造就了這里的感恩情結。相傳，蘇眈得道成仙升天前曾先知次年天下將遭瘟疫，遂囑其母以井水、橘葉熬藥以解瘟疫，其母按其所囑救治了大批瘟疫患者。因為這個故事的浸淫和教化，一直以來這里的百姓們始終擁有一顆感恩的心，知恩圖報。不僅唐時在嶺上始建蘇仙觀，清時重修，供奉蘇仙神像，以感其恩。而且在塵世生活中，人們始終把“滴水之恩涌泉相報”作為做人的基本準則，以心換心。同他們交朋友，他們最知道好歹，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給人家幫了一個忙，哪怕小小的一個忙，總能聽到人家“多謝！多謝！還情不到記情到”的感激話語。就是給不勝酒力的人代喝了一口酒，他都會感激涕零地說，“謝謝！這個情我一定記著，下次一定賠上。”滴恩藏心沒齒難忘的真性情展露無遺。

還有蘇仙嶺的陽剛孕育了這里的民族血性。盡管蘇仙嶺談不上笑傲蒼穹，但它究竟是一座山，是山就頂天立地。這里的人們倚仗著蘇仙嶺的陽剛氣勢盡情展示強悍桀驁。這里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在國家命運的危急關頭，當地人們總是挺身而出，為祖國為民族進行可歌可泣的斗爭。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從粵北轉移到湘南地區，發動了“宜章年關暴動”，并于當月22日占領了宜章縣城，揭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隨后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湘粵邊界的廣大地區，參加起義的群眾達幾十萬人，多少人為了翻身解放血灑疆場。抗戰時期，為了國家的救亡圖存，郴州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組織抗日游擊隊，與侵略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涌現出了一大批英雄兒女和無數革命先烈。

當年秦觀被削官去職，流放郴州，借景抒情，發泄幽怨，寫下千古名作《郴州旅舍》。1963年3月，無產階級革命家陶鑄登上蘇仙嶺覽過秦詞后，押其原韻填詞《踏莎行》：“翠滴田疇，綠漫溪渡，桃源今在尋常處。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樹。橋躍飛虹，渠飄束素，山川新意無重數。郴江北向莫辭勞，風光載得京華去！”全詞謳歌英雄的人民和偉大的時代，一洗秦詞幽怨哀愁之情。

在我看來，陶公何嘗不是由于受到蘇仙嶺的雄壯蒼勁的感染而迸發出萬丈豪情。

蘇仙嶺，一個特有格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