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真實反映人民生活、生動書寫時代形象，作家柳青深入農村體驗生活，廣泛收集創作素材，在陜西長安縣皇甫村落戶達14年之久；為完成《平凡的世界》，作家路遙四處奔波在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為講好脫貧攻堅的新時代故事，作家李迪前往十八洞村深入采訪，忍受巨大的病痛完成《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無數文學史上的事例表明，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頭活水，沒有扎實深刻的生活經驗，就無法創作出反映時代真實、符合人民期待的現實主義力作。

在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廣闊文學實踐中，基層作家無疑是最重要、最值得重視的一支文學力量。他們長期生活在農村一線，對新時代山鄉正在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有著最為深入的認識和體驗。“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提出，正是要召喚那些身在山鄉基層、飽含創作激情的寫作力量，推出一批有朝氣、有潛質和創新精神的文學新人，以山鄉人寫山鄉巨變的方式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不斷壯大中國文學的新生力量。

寫出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

“不論是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還是農業農村現代化，歷史的每一次前進，都是里程碑式的壯舉。”山西作家晉陽說，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和農民是文藝作品永遠不過時的題材。“當我身處晉西北呂梁山腹地作為駐村扶貧第一書記時，可以說是充分參與進了這一偉大歷史進程。與善良質樸的村民們同飲食、共住宿，急他們所急、想他們所想，為村里招商引資，幫農戶種植蘋果樹梨樹，發展畜牧養殖產業……我感到自己的身心與農民群眾有著最真實的血肉聯系。扶貧期間，我耳聞目睹了許多黨員干部獻身扶貧事業的感人事跡，這也讓我知道了農村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晉陽介紹到，自己之所以創作關于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一是因為在扶貧工作的過程中了解和體驗了最真實鮮活的農村生活，二是因為自己有相關的生活閱歷，對農村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山西從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老一輩作家們開始，就有對新中國農村農民新面貌、新形象的生動書寫和刻畫謳歌。作為新時代的年輕作家，我們理應繼承和發揚老一輩作家的優秀傳統，回歸鄉土，親近大地，遠離喧囂與浮躁，以山鄉日新月異的發展為時代背景，面向基層面向農村，寫出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寫出他們在面對鄉村振興和山鄉巨變時的振奮和喜悅、驕傲和自豪，這是我們基層作者的光榮和夢想，也是時代的要求和使命。”文學的征途亦是星辰大海。為人民群眾書寫、為山鄉巨變放歌，應該成為基層作者永恒不變的追求。

“中國作協推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眾多寫作者踴躍參與，這讓看到消息的我倍感振奮，也給了我許多寫作動力。”河南作家丁振宇表示，創作計劃為以寫實為主的基層作家提供了實現文學夢想的優質平臺，讓更多基層作家的作品有機會被推向社會。談及基層作家如何更好書寫農村，丁振宇說，首先必須深入到農村第一線去搜集素材，其次是選準切入角度，提升作品站位和高度，再次是通過曲折生動、真實感人的細節描繪，塑造出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我本人的作品是在借鑒吸收眾多生活原型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關注點主要在村級基層扶貧干部和貧困戶身上。駐村第一書記克服重重阻力，調動起全村黨員的積極性，與貧困戶及全體村民結成魚水之情，帶領廣大群眾擺脫貧困，走上鄉村振興之路，使得原本貧困落后的村莊在短短幾年內發生驚人巨變。”他表示，期待創作計劃能催生出越來越多傳播社會正能量的現實主義傳世作品。

“在場”是文學創作的最好姿態

四川作家章泥談到，今天的中國農村，尚存在有鄉土現代化轉型的曲折艱難、當代農民的精神建構和新的精神個體的成長等重要課題，亟待文學去書寫和探索。作家需要考慮如何讓文學的人文關懷既體現在對社會圖景的揭示上，同時也體現在對人物心靈的深層觀照上。“當我們觀察、研究、表達一個對象的時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它融為一體。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說過，文學建立在自我之外對他者的溫柔之上，‘溫柔’或許正是我們在創作這類題材時應始終抱有的一種情愫。溫柔讓與之有關的一切個性化，讓這些事物有發出聲音的可能，有被表達的可能。我在進行小說創作時，常常對自己懷著這樣的告誡和期盼。掰開社會生活的堅硬外殼，我試圖用有特殊質感的文字描摹壯闊浪潮下那些斑駁而澄澈的內心鏡像。”

在章泥看來，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是重建文學與時代社會之關聯的一個重要契機，是新時代語境下的審美創造。“我們需要在用審美理想觀照當下現實經驗的同時，不斷通過思辨和省察，把文學的精神能量植入作品的血脈，用最樸素的情感驅動我們的書寫。”她同時談到，作家的寫作策略需要革命性的創新，“基層作家雖然更能直接體悟新時代山鄉巨變的蓬勃生機，但如果總徘徊在固有的視角，沿襲慣有的對農業、農村、農民的認識，斷然不能提供嶄新的文學經驗。”只有在寫作過程中多維度地展開探索和考量，對當下歷史性宏偉實踐的書寫才能有更深刻的洞察和表達。

“我生活在長江之濱的小城，是一名普通的公務員，日常工作的內容離不開國家大力推動開展的鄉村振興，所以鄉村這些年來的變化，我是經歷者，也是見證者。”湖北作家朱朝敏認為，“在場”正是作家關注當下鄉村并進行創作的最好姿態。她談到，當前的鄉村在經歷脫貧攻堅戰后，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但這還遠遠不夠，生態環保、心理健康、精神明亮才是內在要求。推動農民精神生活的發展和改善，是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內涵所在，也是新時代人民生生不息的動力所在。“要寫出鄉村在繼承傳統文化和發展新時代文明兩方面的健康融合，這也是我在創作中極力關注并書寫的內容。”

拓寬寫作視野，延伸寫作道路

甘肅作家王選談到，中國的根在鄉村，只有懂得今天的鄉村，只有看到今天巨變中的鄉村，才能了解中國、感知中國。中國作協向全社會發起“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首先是為作家們明晰了一種創作方向，那就是新時代文學的使命和擔當是要聚焦當下中國鄉村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其次是為廣大基層作家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助推更多基層新人、精品新作被發現；第三是弘揚了一種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和不懈努力、奮發向上的精神，唯有將這種精神同創作實踐融為一體，才能感知到時代的脈動和文學的意義。

“基層作家身在一線，和鄉村的聯系最為緊密，有著較為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創作基礎。但文學不是簡單的聽聞，也不是靠幾次采風就能取得成效，作家需要深入其中，回到鄉親們中間，多聽、多看、多走，把自己活成他們的一部分，感同身受、將心比心，才能創作出真實、可信、豐滿的文學形象。同時還需要向前輩們學習，學習他們把群眾當親人的品格和執著的創作精神，進一步拓寬和延伸他們走出的道路。”王選說。談及未來的創作計劃，他表示，自己更關注人才振興的話題，鄉村如何留得住人、回得去人。“人是一切的根本，我所秉承的關注普通人和平凡者的寫作態度不會改變。”

吉林作家翟妍表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呼應了基層作家的心聲，有助于推出更多優秀作家，鼓勵更多有經驗、有能力的作家投入到這場書寫中，真實全面地從不同角度詮釋山鄉巨變。“要書寫好新時代山鄉巨變，一定要身在其中，從上到下充分地經歷和體會。要充分認識過去的鄉村，了解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期間國家做出的努力和共產黨人付出的艱辛，還要充分理解鄉村人在巨變中的種種變化。”在她看來，作家寫作的目光不能只局限于鄉村本身，而是要在內心樹立起大歷史觀、大時代觀，有更廣闊的視野，作品才不會隔靴搔癢。新時代是城鄉互融的時代，作家的書寫也要體現鄉村和城市互融，在鄉村和城市之間找到文學的碰撞點，才會給新時代書寫注入新的力量，充分反映新時代山鄉巨變之“巨”與變化之“大”。

“寫作以來，我一直關注東北鄉村大地，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即取材于我和我先生的工作。他曾在扶貧辦任職，和所有的扶貧干部一樣經歷了非常艱辛的5年，站在他的角度，我非常清楚這場巨變的來之不易。”翟妍表示，自己接下來會繼續關注東北鄉村的變化和鄉村人內心的焦灼，也會繼續扎根基層，結合這些關注點，書寫大時代下能夠反映鄉村變化、反映鄉村人物內心、有溫度、有高度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