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巨變》是作家周立波20世紀50年代末創作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描寫了湖南清溪鄉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1955年，團縣委副書記、共產黨員鄧秀梅奉命來到偏僻山村清溪鄉和農民一起建立合作社，但一些私心較重的老農卻不肯入社。鄧秀梅對他們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并挫敗了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合作社贏得了秋季豐收。

《山鄉巨變》展現了合作化運動前后，中國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時的精神風貌和新農村的社會面貌，剖析了農民在歷史巨變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和理想追求。該小說是作者周立波深入家鄉農村，深入生活的藝術結晶。

革命作家周立波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紹義，字鳳翔。立波，是他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學創作時使用的筆名，源于英文“Liberty”。1934年9月，周立波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負責編輯“左聯”會刊。1935年1月，周立波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從事左翼文藝運動，翻譯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秘密的中國》等作品，譯著近百萬字。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周立波奔赴山西八路軍前方總司令部和晉察冀邊區，成為一名戰地記者。在工作之余，周立波先后創作《牛》《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紀念》等短篇小說。1942年，周立波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親耳聆聽了毛澤東同志所做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次會議使周立波認識到，自己要想寫出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富有時代氣息的文學作品，必須要深入群眾、深入生活。1943年4月3日，周立波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高度贊揚《講話》的文章《后悔與前瞻》：“自從這個文件（指《講話》）發表后，中國文學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許多作者從這個文獻里獲得了珍貴的啟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是這些作者中間的一個。”

此后，周立波更加積極主動地深入部隊、農村、工廠，與廣大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在火熱的革命斗爭中體驗生活、了解民情，這為他以后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生活基礎。

1946年，為開辟東北解放區，周立波隨軍前往東北。在東北，周立波積極響應中共東北局號召，作為一名土改工作隊員深入松江省珠河縣元寶區（今黑龍江省尚志市元寶鎮），參加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土改工作中，周立波收集了大量東北農村進行土改運動的真實素材。1947年，周立波開始創作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暴風驟雨》發表后，社會反響強烈，東北解放區將小說作為土改工作必備參考書發給每個土改工作人員使用。1951年，《暴風驟雨》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這讓周立波深切地體會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對于自己創作實踐的重大指導意義，從而更加堅定了他沿著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現實主義文學道路繼續前進的信心。

《山鄉巨變》的創作經歷

1954年末，為深入了解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際情況，在北京工作的周立波決定回到家鄉湖南省益陽縣鄧石橋鄉清溪村體驗生活。回到家鄉后，周立波參加了該縣謝林港區發展互助組，并協助建立初級農業社。周立波和鄉親們相處親如一家人，他很愛學習。那時的周立波時常興致勃勃地看鄉親們馭牛、罵牛、“噴”牛、相牛、用牛，還喜歡聽他們講鄉下的事情，不但聽得認真，還愛打破砂鍋問到底。這期間，他寫出了反映黨的農村基層干部帶領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試辦初級農業社的短篇小說《蓋滿爹》。該小說的原型是周立波在鄉下認識的一位木匠出身的鄉農會主席、互助合作委員會主任黎蓋。但周立波對自己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并不滿意，“我的頭腦里充滿了印象，但等提起筆來時，卻又寫不出什么。印象雖多，但都很表面，對于人的心理、口吻、習慣、性格和生活細節都不熟悉，提起筆來，能寫什么呢？”周立波已不滿足于這種走馬觀花、蜻蜓點水般的走基層創作方式。

這段基層生活使周立波決定，自己今后的文學創作將致力于反映新中國社會主義農村新貌和農民新生活。為了真正做到這一點，經過認真考慮，1955年冬，周立波舉家搬到湖南益陽縣桃花侖鄉竹山灣居住。為便于做群眾工作，周立波擔任了桃花侖鄉黨委副書記。在家鄉，周立波每天和社員一起學習、開會、生產勞動。晚上，收工回家后，他便坐在書桌前，有時讀毛主席著作，有時學習合作化運動政策，其后便是將白天勞動中記錄下來的事，整理后寫入作品之中，有時靈感來了，一握住筆便到了天明。雙搶季，他和社員們一起在似火的驕陽下割禾、插稻。為此，他的背上曬起了許多水泡。有一次，在扯田塍子角時，周立波用力過猛，摔倒在田里，社員們笑稱他為“泥古牛”。

周立波則風趣地對社員說：“我要真像條牛才好，魯迅先生教我們‘俯首甘為孺子牛’嘛！”

干農活時，周立波和社員們一樣，腰里系塊淺藍色圍巾，扎腳勒手下田勞動，他還能挑起七八十斤的擔子。1956年初，大海塘村里抽干一口老山塘，村民們都去挑塘泥肥田。要挑起上百斤擔子沿著又窄又陡的跳板擔上塘坑，這可不容易。社長陳桂香不想讓周立波去，還藏起了他的扁擔。沒想到周立波卻從鄰居家借來一根扁擔，挑起塘泥來了。

住在竹山灣時，周立波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每天雞一叫，他就起床鍛煉身體，打太極拳，然后灑掃庭院，上午寫作，下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晚上開會，或走訪或找群眾聊天。由于周立波性格謙和、平易近人、幽默風趣，鄉親們都愛和他接近、談心、拉家常，甚至連夫妻吵架的事也要請他去說和。

周立波不抽煙不喝酒，但是他知道好友鄧益亭（《山鄉巨變》中“亭面糊”原型）愛喝酒，所以家里總備點酒，他家炒了好菜總會叫上鄧爹喝一杯，“亭面糊”筋骨有點痛，周立波到長沙開會，還特意給他帶回兩瓶上好的虎骨酒……對于好友鄧益亭，周立波極為喜歡。鄧益亭是個作田老把式，當他在田里吆牛耕田，周立波就站在田塍路上，細細觀察，看他用牛的動作，聽他罵牛的話語。田間休息，他們就坐在田塍上“噴牛經”，有時候周立波還挽起衣袖，自告奮勇當“亭面糊”的下手。

社長曾五喜與周立波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干農活。當年，周立波曾根據曾五喜的事跡創作過新聞通訊《曾五喜》，對周立波的真性情，曾五喜心里一直留有深刻印跡。“周老雖是大作家，但同農民合得來。一次，我正在田中踩草，周老見了也自動脫掉鞋襪，卷起褲腳下田，邊踩邊問情況。那年，我22歲的大兒子在勞動時觸電身亡。周立波連忙趕來慰問，眼淚雙流。他見我無錢給兒子買棺材，連忙趕到鄉政府同干部商量，把沒收地主的一口楠木棺材給了我，幫助把兒子埋了……”正是由于周立波的這些舉動，他給鄉親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立波胡子”。

由于實行了農業合作化，當地農民的工作生活熱情高漲，這使得農村面貌一新，這種巨大變化激勵著周立波要拿起筆去創作。為更好地收集素材，周立波用了5個筆記本記下了20多萬字的素材。

1956年6月，經過充分準備，周立波開始動筆創作自己的又一部長篇小說《山鄉巨變》（正篇）。在創作中，為把農業化的整個過程編在故事中，周立波著重考慮了人物的創造，他運用具有沖突效果的典型事件和觀察入微的精細描寫，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年輕干練的鄧秀梅、大公無私的劉雨生、性格沉穩的李月輝、真摯可愛的“亭面糊”、頑固勤勞的陳先晉、固執單干的“菊咬筋”等等。周立波將這些代表了現實中各個階層各種類型的人物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不同的心態和行為進行了生動刻畫，使每一個人物形象都是那樣鮮活。在創作中，周立波使用了一些當地的方言土語。為了能讓讀者看懂，周立波采用了三種方法：一是節約使用過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須使用估計讀者讀不懂的字眼時，就加注解；三是反復使用，使得讀者一回生，二回熟，見面幾次，就理解了。在寫作中，周立波非常注意章與章之間的銜接，為故事中現實事實的邏輯發展，他巧妙地運用了文學創作技巧。為此，他將自己讀過的《水滸傳》《儒林外史》中的成功之處加以使用。

這一年，當周立波在創作《山鄉巨變》時，他的親戚滿妹的一個女鄰居來找他打聽她的丈夫。這位年輕婦女當時身上穿著新婚時節的大紅玻璃短棉襖，而她的丈夫卻已經和別人結婚了，她的遭遇和面容給周立波留下了深刻印象。從她身上，周立波發展了小說中李盛氏的戀愛故事。

1957年12月，歷經一年多的時間，周立波終于修改定稿。在《山鄉巨變》正篇即將創作完成之際，周立波考慮到篇幅的原因，以及自己還要寫《山鄉巨變》的續篇，便把之前多寫的有關秋絲瓜和龔子元的一章刪去了。1958年1月，該小說開始在《人民文學》雜志連載。當年6月，《人民文學》連載完畢。小說一經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和討論。在《山鄉巨變》中，周立波為讀者樹立起鄧秀梅、劉雨生、李月輝、“亭面糊”、王菊生、張桂秋等一批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別是“亭面糊”這位老農形象是那樣的豐滿與立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鄉巨變》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畫一個人物，描寫一件事情。周立波善于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通過富有個性的行動，突顯人物性格。正因如此，讀者認為小說《山鄉巨變》中的許多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如此的逼真、生動。這部小說中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夠成功塑造，其實與周立波注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分析密切相關。周立波在《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一文中，曾寫道：“這些人物大概都有模特兒，不過常常不止一個人。比方，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縮影，有些是另外兩個富裕中農的形態。面糊是我們這帶鄉間極為普通的性格，我們一位鄰居恰巧是具有這種性格特征的貧農。但書上也不全是寫他，我碰見的面糊不止他一人。陳先晉這個人物的家里我只拜訪過一次，平素從別人的口里，主要是從他親戚的口里，多次聽到談起他，而且，我也觀察和分析了和他屬于同一類型的另外幾個較為守舊的貧農。”

小說中的人物和現實生活原型其實是不能等同的。但由于周立波刻畫的人物形象過于生動，很多人在讀完小說后，都會不由自主地同生活中的原型連在一起。這往往給生活中的人物帶來困擾。《山鄉巨變》也有這個問題，這讓作者周立波也非常無奈。1959年冬，“秋絲瓜”的原型就找到周立波家中來，“秋絲瓜”在小說中是富裕中農，對合作化還有抵觸，小說出版后，當地人民公社竟然根據小說情節把他歸為破壞人民公社的斗爭對象。“秋絲瓜”渾身是嘴也洗刷不清，只有請周立波來拯救他。周立波一邊嘆氣一邊給人民公社寫信替他辯解。周立波的堂弟也曾跑來質問周立波，為什么把平時他們談心的話都寫成“菊咬筋”的事，出他的丑，周立波也只好耐心地給他解釋。

當時《人民文學》就在“編讀來往”欄目中刊登了一些《山鄉巨變》讀者的來信，討論了一些山鄉巨變的問題。同年7月，《山鄉巨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該小說被譽為“《暴風驟雨》的續篇，描寫了中國農村的又一次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的出版引起了一些評論家的關注和推薦，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

1959年7月，《人民文學》發表了唐弢《風格一例——試談〈山那面人家〉》一文。在文中，唐弢針對有人針對周立波淳樸厚實的風格提出的異議做了有理有據的辯解，他在文中說：“在一切成熟的——不管是年輕的或者年老的作家的筆底，新的風格正在成長。暴風驟雨是一種風格，風和日麗也是一種風格；絢爛是一種風格，平易也是一種風格。不同的風格都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且服務得很好。”同年9月，《文藝報》刊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建國十年來優秀創作”目錄，其中《山鄉巨變》排名第三。小說《山鄉巨變》在人物刻畫和語言藝術上獲得了文藝界的一致盛贊，并得到農民朋友的喜愛。

1958年7月號《人民文學》刊登了《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在文中，周立波向讀者提到了寫續篇的打算。1959年初，周立波便開始創作《山鄉巨變》續篇。同年11月，周立波完稿。1960年初，小說續篇在《收獲》雜志第1期上全文發表。同年4月，《山鄉巨變》續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3年6月，經周立波修訂，《山鄉巨變》正續兩篇合并為一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對于這部42萬多字的長篇巨著，周立波先后進行了6次大的修改，其中在益陽修改了3次，回北京又改了3次，他親自謄寫的字數達六七十萬字。

1960年，在第三次文代會上，茅盾曾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中，對《山鄉巨變》有過評價：

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周立波的創作沿著兩條線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一條是個人風格：確切地說，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他善于吸收舊傳統的優點面不受它的拘束。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山鄉巨變》續篇可以作為例子說明他在民族形式和個人風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來越洗煉了，而且，在繁鑼密鼓之間，以輕松愉快的筆調寫一二小事，亦頗幽默可喜。這部作品，結構整齊，層次分明，筆墨干凈，勾勒人物，樸素道勁，這些都是他的特點。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濃地方色彩，但從《山鄉巨變》正續篇看來，風土人情、自然環境的描寫已經形成了足夠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贅了。

1960年以后，小說《山鄉巨變》相繼被改編為同名湘劇和花鼓戲，在湖南演出后頗受歡迎。特別是經董子畏改編、賀友直繪畫，將該小說繪制為同名四冊連環畫，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于1961年7月至1965年3月間陸續出版，行銷全國，并在1963年第一屆全國連環畫創作評獎中榮獲繪畫一等獎。這套被譽為“中國連環畫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的推出，無疑擴大了小說原著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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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文藝報》2022年6月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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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山鄉巨變》｜人民文學出版社

《山鄉巨變》是《暴風驟雨》的續篇。它由正、續篇組成，完整地描寫了湖南省一個叫清溪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藝術地展現了合作化運動前后，中國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時的精神風貌和新農村的社會面貌，剖析了農民在歷史巨變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和理想追求，從而說明農業合作化是中國農村的第二次暴風驟雨。如同《暴風驟雨》一樣，《山鄉巨變》同樣具有鮮明的時代感。

周立波｜《暴風驟雨》｜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一本好書。這書不僅動人的表現了那燃燒起來的復仇的火，也雄渾的表現了那火的偉大氣魄，把幾千年來阻礙中國進步的封建燒毀了。不僅深入的挖出了農民們成年溜輩的冤屈的根，也生動的繪出了那在這火里產生的新的社會的面貌，新的人物的生長。

生活的真實，場面的活潑，故事的緊湊，語言之精練，農村風土的生動描寫，人物形象之具有豐富的生命力，說明作者在選擇和組織他的素材時，達到了真正的藝術的境界。他沒有為他的素材所拘束，他有力的創作了他的典型的人物與典型的環境。

——《推薦〈暴風驟雨〉》，《生活報》194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