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歌幾乎家喻戶曉，人人會唱。可很多人并不知道，這首紅色歌曲的歌詞源于一首詩歌。

　　它還與雷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lián)。

　　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幾乎沒人不知道《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傳世經典。當年，也就是《雷鋒日記》發(fā)表后，《唱支山歌給黨聽》在全國唱響。因為歌詞來源于雷鋒日記里的一首小詩，因此作為一首雷鋒遺詩被傳播。其實，撥開歷史迷霧，《唱支山歌給黨聽》并不是雷鋒的原創(chuàng)。

　　1960年12月1日，沈陽軍區(qū)《前進報》首次以一個整版的篇幅摘錄發(fā)表了《雷鋒日記》。當時的標題是《聽黨的話，把青春獻給祖國——雷鋒同志日記摘抄》。這一天的《前進報》，共摘發(fā)了雷鋒從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日記15篇，并加了編者按。這是最早刊登在報上的雷鋒日記，其中就有一首小詩《唱支山歌給黨聽》。

　　不久，上海歌舞劇院朱踐耳教授在《前進報》上看到了雷鋒日記，深受感動，決定把這首“雷鋒遺詩”譜曲成歌。擅長交響樂創(chuàng)作的朱踐耳，特意把這首詩譜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調，并寄給《文匯報》。1963年2月21日，《文匯報》刊載了這首歌，并附了“唱法說明”，標題也改成了《雷鋒的歌——摘自〈雷鋒日記〉》。

　　一天，才旦卓瑪在校園里突然聽到這首歌，一下子被深深吸引，感覺歌詞寫得非常貼切，很有共鳴，仿佛寫到了她心里。于是，才旦卓瑪找到聲樂教授王品素。

　　當時的少數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為主，很少唱創(chuàng)作歌曲。王品素就叫才旦卓瑪唱著試試。才旦卓瑪唱完，王品素便驚喜地看著她。從此，王品素每天都輔導才旦卓瑪唱這首歌，糾正她的發(fā)音和咬字，到了音樂學院的匯報演出時，才旦卓瑪果然一鳴驚人。后來，朱踐耳聽了才旦卓瑪的演唱，就主動提出由才旦卓瑪演唱這首歌，參加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樂會。當電臺把錄制的《唱支山歌給黨聽》播放出去后，才旦卓瑪和這首歌很快就家喻戶曉了。

　　《唱支山歌給黨聽》到處傳唱之后，作曲家朱踐耳一個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了解素未謀面的歌詞作者“蕉萍”。

　　“蕉萍”是誰?有關部門經過多方核查考證，獲悉“蕉萍”是陜西省銅川市焦坪煤礦技術員姚筱舟。于是，派人到焦坪煤礦調查了解，得知姚筱舟16歲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zhàn)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結業(yè)后分配在二野十七軍五十一師政治部。1951年，他跨過鴨綠江赴朝作戰(zhàn)，1953年歸國后，轉業(yè)到陜西商洛石棉廠，之后調到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任技術員。

　　姚筱舟每天與礦工一同下井勞作。焦坪煤礦大部分工人解放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窯采過煤，受盡了摧殘。在與礦工們的交談中，工人常常以新比舊，對共產黨充滿了感恩之情，比如，他們發(fā)自內心地說：“共產黨是媽，礦是咱的家，咱聽媽的話，建好咱的家。”工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文盲，姚筱舟常常代他們寫家信。其中，一位礦工每次在信的結束語都要這么跟姚筱舟口述：“記住共產黨的恩，好好聽黨的話……”這些話語，深深感染著姚筱舟。

　　1958年一個風雪之夜，姚筱舟一氣呵成，寫出了《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小詩，用筆名“蕉萍”，發(fā)表在陜西省民歌收拾小組編印的《總路線詩傳單》第8期上。這首小詩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朱踐耳見到后，譜了曲，由才旦卓瑪首唱。

　　說到蕉萍與《唱支山歌給黨聽》，就必須要回頭再說到雷鋒。

　　1960年1月，雷鋒在讀書時偶然看到了一首詩《唱支山歌給黨聽》，他頓時就被這首詩真誠質樸的情感打動了，想起自己苦難的童年和翻身解放后的好日子，百感交集。懷著對黨的深厚情感，雷鋒將這首詩抄在日記本里，并將“母親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成了“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還省略了最后四句。

　　雷鋒摘錄《唱支山歌給黨聽》那首小詩時，幾處修改可謂點石成金。不過，那畢竟是雷鋒抄寫在日記本里的一首小詩，而不是他的原創(chuàng)。

　　因此，從1964年起，“蕉萍”被正式署名為《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