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櫻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作家。作為一個壯族作家，她的小說辯識度較高，常常將本民族充滿詩意的田園牧歌與女性的唯美婉約風格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長篇小說《南方的神話》[①]可以視為她頗具代表性的作品：站在精神的原鄉之上，山寨、小溪和風物民俗與古木參天的山林營造出獨有的神話，像命定而神奇的生命隱喻。在這里，靈魂安靜，心靈皈依，現世的煩惱和糾葛不再肆無忌憚地纏繞被欲望炙烤的人們。在唐櫻的創作中，讀者可以嗅到生命最本真的味道，這里的烏托邦可感可觸，有形有色，使人性和愛情都找到了最佳的棲息之所。

一、城與鄉：追尋之旅的新發現

人類從未停下追尋的腳步，思考，啟迪，奔走，停歇，構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美妙弧線，其中的動力正源自于人類對自身生命狀態和生活質量的不斷重置，在這種一輪一輪的調配中，誕生出了無數動人的文學作品，“追尋”是文學創作的永恒母題。

唐櫻很好地把握了這個母題。在《南方的神話》里，主人公楊揚是一個出生在北方都市的女孩，她受到內心深處的召喚，遠離家鄉，離開城市，來到了偏遠的南方。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是一個城市女孩的尋根之旅，是對上世紀80年代勃興的尋根文學的隔代回響和重新定義。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曾經流行的尋根文學，《南方的神話》的故事背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彼時，物質匱乏，衣食緊缺，而當下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更為富足，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社會進入消費時代。在此情勢之下，作家再次提出了尋根的主題，與當下的時代背景形成了鮮明反差，是當下文學價值的重要注腳。與傳統尋根文學一樣，作家把故事的背景選在了遠離都市的桃花源，沒有喧囂與奢華，沒有狡詐和欺瞞，遠離文明，與世隔絕。像沈從文筆下的《邊城》相類似，布洛陀山寨是青山綠水、民族風情和淳樸善良的代名詞，是眾多少數民族山寨中的一個，也是楊揚生活的基本背景。但生活的苦難和堅硬與布洛陀山寨的詩情畫意相伴而生，她從小沒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顧，一直在寄宿學校上學，原生家庭的愛的空白和單調孤獨的童年時代讓楊揚更加渴望愛，渴望給予別人愛。這也是楊揚大學畢業后，毅然離開了喧嘩的都市，放棄了便利的都市生活，選擇到山區支教的原因。

應當說，山區支教隱含了雙層含義：一方面，教育本身集納了饋贈和愛心的全部精髓;另一方面，布洛陀是隱秘的樂土，所以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環境、這樣的職業，都為楊揚的精神找到了最佳歸宿。人性的真醇讓楊揚在工作中愛上了無欲無求的山寨。與傳統思維意識中的山寨不同，布洛陀的人們聰明、善良，容易溝通。“現代文明人”進入與世隔絕的山寨，常常會感到難以名狀的孤獨，物質生活的原始、簡單和粗糙，讓所謂的現代文明人無所適從，精神上的寂寞更讓人產生無可奈何的疏離感，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在楊揚身上發生，因為她本身就屬于這片土地。現代文明的致命性缺陷在于其自以為是的姿態，它總是以居高臨下的視角看待其它形態的存在方式，視他者為落后和愚昧的象征，高高在上，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去改造對方，在這些“文明人”看來，和自己一樣才是唯一的方向，才是文明。這種思維隱藏著文化霸權的潛臺詞，自己的標準才是唯一合法的存在，只有實現世界的整一性，才合乎歷史演進的規律。但是作為從現代都市進入布洛陀的“新的文明人”，楊揚卻從未有過這種想法，她以平等和尊重的心態與布洛陀共生，所以融入布洛陀并不存在根本性的障礙，也正是因為這種與自然、天地和人性合為一體的性情，楊揚與文化差異很大的“山寨之子”韋湘相愛了，戀愛，結婚，工作，沒有重現想象中的悲劇。這是唐櫻尋找的新發現：中國式的皆大歡喜既是自然的勝利，更是人性的勝利。

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城市總是充滿了優越感，是文明和光明的代名詞。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就是逃出黃土地，改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或者從大山中走出去，并以西裝革履的“異地人”的形象回到鄉村，光耀門楣，現代文明顯示出了無與倫比的改造力量。在城市/鄉村這對矛盾體中，期待的天平一直傾斜：鄉村是城市的前世，城市是鄉村的今生。城市就是鄉村的未來，維持現狀的鄉村成為不思進取的話語符號。青山綠水、鳥語花香讓位于KTV的喧鬧和不絕于耳的汽笛，田間小道和山間青石讓位于鋼筋水泥的森林。而唐櫻一改這種自以為是的傲慢與偏見，重新標示鄉村的分量和價值。對于唐櫻而言，這不是策略和方法，而是人生立場的延續，是與生俱來的存在。周濤說：“農村生活造就了很多大作家，但凡成功的作家都是社會生活兩極接通的結果。”[②]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源遠流長的國家，情感經驗和藝術技巧都以田園牧歌式的的體驗為主，但不可回避的趨勢是，現代城市文明正以水銀瀉地般的速度進入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因此將兩者進行有機結合是文學挑戰高度的重要方式。唐櫻具有農村和城市的雙重生活經驗，這種得天獨厚的經歷決定了她寫作的視角和眼光。

需要說明的是，在小說中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城鄉兩元對立思維，非此即彼的思想表面上看，似乎限制了作家的格局，但是“片面的深刻”從來都是作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楊揚從城市回到農村，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更是價值觀的選擇。這說明，以城市為中心的強勢話語要重新審視其弊端和偏頗。社會發展不是簡單的、直線的、向上的單一邏輯，更不是以中心的合法性去壓制邊緣的詩意，融合共生才是合理的存在方式，物質累積和財富多寡不應成為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尺度。唐櫻筆下的布洛陀并未直接指涉人的異化和人性的扭曲，在物質欲望甚囂塵上的態勢面前，作家借楊揚逆流而上的另類追尋，折射出被遺忘的生命之美，一種嶄新的、健全的、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應該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二、詩意田園的精神憑籍

與經濟規律不同，文化的高度和繁榮并不總是呈現出強者恒強的特點，人口占大多數的民族未必代表著文化的頂峰，經濟中心也未必是文化的重鎮。少數民族文化在主流話語日盛的態勢面前，反而以其原生態的質樸和鮮美本真的味道成為文化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文化多樣性共存語境中的重要支撐點之一。因此很多作家開始深入少數民族文化的根部，挖掘那些被取代、流逝、替換的寶藏，挽救漸趨消亡的傳統生態，他們并不是在同情、哀傷和悲嘆，而是從中尋找力量，在各民族悠久的歷史里，提取出可以彌補現代社會弊端的資源。

民族資源和傳統意識并不是現代社會吞咽過的廢渣，它的精神洗禮功能和靈魂自我救贖可以沖淡被物質欲望炙烤的現代囚徒。沈從文先生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供奉的是‘人性’，這種人性論自有它的鮮明特色。”[③]唐櫻筆下的布洛陀山寨與沈從文的邊城有相似之處，都試圖通過美好自然的人性極力構建充滿詩意的田園世界，在布洛陀山寨，盡管人物的性格迥異，但沒有險惡和奸詐，所有人都是美與善的化身，阿媽善良慈愛，阿云堅強忠貞，韋湘忠厚無私，每個人物都是美的側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說，《南方的神話》是作家構建的精神烏托邦。

作家以文學的方式重新書寫民族的秘史，并無刻意要還原壯族的創世神話，而只是把少數民族作為小說創作和人物活動的背景。女主人公楊揚純真善良，她與布洛陀之間互為救贖，她與林場的巡山員韋湘之間的愛情，就是彼此拯救的隱喻。楊揚到山區，是為了尋找心中的圖景，韋湘則是布洛陀之子，反過來說，因為楊揚，韋湘也找到了精神的慰藉。他們之間愛情不是城鄉結合的典范，或者說與城鄉背景不搭邊。在以城鄉為背景的人物愛情中，城市往往代表著強勢文化，是農村人向往的理想之所。陜西作家路遙在《人生》中同樣設置了城鄉青年的愛情故事，主人公是農村優秀青年高加林和城市姑娘黃亞平。高加林傾盡全力，試圖在與黃亞平的戀愛中實現階層的跳躍，真愛與身份騰挪合為一體，但最終失敗，回到了屬于自己的黃土地。同樣是以城鄉青年的戀愛為背景，湘南作家陳茂智有一篇小說《姐姐的園》，將男女的城鄉身份進行了置換，“姐姐”是農村姑娘，而對方則是城市青年，盡管男女城鄉身份對調，但是農村追逐城市的基調依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小說都城市放置在強勢的中心地位，農村則處于無可爭議的邊緣。《南方的神話》則相反，農村出身的楊揚，經歷了城市的繁華和喧鬧，具備了落腳的條件，卻依然回到布洛陀，把這片土地作為生命和價值的歸宿。《人生》、《姐姐的園》都在客觀上折射出城鄉差距的不可跨越性，在城市/農村的兩元結構中，城市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高加林苦苦掙扎，“姐姐”朝思暮想，都是為了走出農村，在城市這個物質性和符號性兼具的地方。高加林不惜犧牲巧珍，選擇黃亞萍，最終只不過是癡心妄想，“姐姐”犧牲青春年華，卻成為了精神病人。城市就像一個充滿了充滿了幻想的迷宮，讓所有人癡迷其中，流連忘返，而城鄉隔閡又像橫亙在兩者之間的鐵幕，殘酷地拒絕了大多數到此朝圣的年輕人。楊揚同樣從農村到城市，但是在經歷了激情與奮斗之后，方才認識到，這里不是自己生命的故鄉，遂毅然決然地回到鄉村，回到布洛陀。在這個物質誘惑超越一切、經濟要素控制決定一切、金錢力量驅動一切的年代，楊揚的選擇無疑是一個另類的存在，說她純粹，是因為我們太渾濁;說她高遠，是因為我們的生活中只有當下，她自然，純真，和諧，如同一葉航標明確的扁舟。

和沈從文一樣，唐櫻無意于設計精巧的情節，在復雜的情感糾葛和矛盾沖突中引人入勝，而是讓讀者在詩情畫意中駐足，淡之又淡，但淡而有味。從讀者市場的角度考慮，這種寫法的風險極高，因為很多讀者已經失去了悠然自得的閱讀心境，僅僅把閱讀作為消遣的工具，以獵奇的心理閱讀，尋找感情趣的情節，所以要設計跌宕起伏的情節，吸引讀者一直讀下去，至于情懷、詩性和質地，大多已遺忘殆盡，或者說關注點根本不在這里。這種想法誠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作為人類精神的耕耘者，作家還擔負著滋潤靈魂的任務，一個沒有使命感的作家是可悲的。正是基于此，《南方的神話》歌頌美好的人性，肯定純潔的愛情，為讀者建構了至純至美的心靈田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