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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玉的“精神現象史”

    來源:卓今   時間 : 201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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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硯齋對《紅樓夢》有“伏脈千里,橫云斷嶺,不寫之寫”的評語。《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1]也有類似手法。這種寫法的好處是可以讓文本沉淀層很厚,讀者能夠打撈出意想不到的東西,還能在不斷重復閱讀中帶來驚喜。這類文本讀者看好幾遍,還會有很多地方漏掉,因為信息密度大,意旨深,審美要素豐富,不斷有新東西冒出來。它既是情節和結構上的伏筆,也是一種觀念的隱藏,卻又不是刻意地要把“意義”隱藏起來。有時候看起來是隨隨便便地處理,實際上需要很深的功底。因為這種美的結構需要師法自然,無為而治。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這種隱藏在情節上并不多,主要是意旨層面。最表層,也就是第一眼能看到和能最先理解的,是好看的故事,各式各樣的妙人,古舊的事物,傳奇,風土人情,有趣的軼事,表面已經非常精彩了。再往深層,有一個理和氣在里頭,用現代術語表達就是整體的邏輯貫通。一部如此宏大的小說,如果完全是片段式、散點式的東西,不可能這么精彩。這種貫通建立在事物之間內在的聯系上,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事物對事物之間邏輯的貫通不需要用表面的結構去經營,它是一種情緒的自然流淌,是老子講的“道”。無論從《收獲》連載的單篇看,還是從已經出版的單行本看,都非常容易體會到這種貫通,它自動形成一種氣場,不自覺地把人帶進去。更深的層次,那就是情懷,這個“八年”,既是在閩南的八年,更主要的是八年抗戰[2]。這是最大的主題,壓倒一切。所有事情都是根據國破家亡這個前題走,包括他的家信,關注點,同學朋友之間的交往,師生之間的情誼,以及他后來學木刻、留級、結識藏書家、失業、吃苦。總之,他的肉身和精神的所有聚焦點,都在這樣一個大的家國情懷里頭,他無法從這個前提里跳出來為個人想些什么事情。更廣大更深層次的意旨,也是作者關心的最核心問題,就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性問題,在這方面他有思考,在文章里也有回答。

     

      這部小說本質上是一本自傳體小說,書中人物都是真實的,事件也是真實發生過的,通過資料、文獻、口述等可以得到證實。在體裁上也只能勉強算在小說之列,因為這部作品文風極其特別,民國文人那種雅潔的語言與生猛的方言(包括粗話)揉捏在一起,古典高貴的書面語與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白話同臺演出,宋詞元曲的柔美韻味與木刻線條般的鏗鏘節奏混搭。他還以畫家的職業習慣把人物以國畫手法簡練與形象化,絕少用長句,拒絕四字成語。也并不是說這部小說就是一個后現代的混合體,在小說體裁的變化和革新上,兼具散文的去結構化,又特別注重小說藝術的詩學價值,文人筆記小說的傳奇本事,也有章回小說的整體性和連貫性,還有戲劇的懸念和高潮。最為核心的是把一種信念貫注在整個文本中,無論外表如何捉摸不透,它有一個內在整體性和一致性。他打破了一些舊的框框,同時也建立了一些新方法。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是黃永玉一個人的“精神現象史”,體現了個體從教養、知性到理性的成長過程。他在國事、家事、個人的苦難和矛盾中成長,苦中作樂,這段精神史在順境與逆境中螺旋遞進升華。在中國新舊教育交替之時,他的版畫、文學、詩詞等文藝啟蒙教育,他的格調、品味、審美趣味,變得更加美善和厚重。小說表面寫經驗到的事實,內在旨趣卻轉向了無形的大道。

     

      一、從湘西到廈門和泉州:教養的形成

     

      自然界只有空間,時間是靜止的,只有人類有時間,時間這個環節不可逆轉,它是人從孩童、成人到老人構成的。教養就是在實體生活中經過反思的生活。自傳小說看起來是一本流水賬,它實際上是人的生活的反思鏈。自傳體小說不能過度經營,否則失其本真。黃永玉先生處理這部作品是非常高明的,他把自己囫圇丟進現場,以心觀物,以心聚焦。王陽明說:“凡事由心,無心則無物。”“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3]黃永玉走到哪里,哪里人物和場景便明艷動人,一片繁花似錦、一團和熙的場面。他的深厚的學養和浩蕩的才情,在《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展示出道之廣大、德之淵博、美之璀璨。這部小說主人公少年張序子的原型,便是黃永玉本人。他極有定見,從不會為時風眾勢所左右。情感發揮得恰到好處,疏密濃淡之間也拿捏得非常到位。他也有執念,但心性潔凈。黃永玉鳳凰老家隔壁有一座準提庵,“凡夫以菩提為煩惱,而菩薩以煩惱為菩提”。他很早悟得真諦,他的心靈道路出發點與別人不一樣,少年序子便有不移的慈悲,大胸懷和大悲憫,這是很難得的。人在強大的欲望和執念之下,容易聚積仇恨,表現傲慢,充滿偏見,對善惡世情缺乏識別能力。邪惡和暴虐也是一種活力——一種負面的能量,像癌細胞“分蘗”。湘西山區,素來民風剽悍,一不小心就會走偏。他的親人、朋友圈、成長環境,給了他活生生的教材,從心底里長出來一股善的力量,這力量隨著年齡和身體越長越強大,并且感染著身邊所有的人。

     

      人需要從世俗生活中提煉一種深度。通過生活中的邏輯來塑造自己、反叛自己,最后建立一種自在人格。張序子離開朱雀城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十幾歲,是個體人格形成的重要時期。他1937年到達廈門。從朱雀城出發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像一條清澈的涓涓小溪匯成一條大河,這條河,清亮、激越、涉過無數險灘、邊走邊升華,最后匯成浩浩蕩蕩一條大河。閩南這八年,是人格塑造的重要時期,他有在老家積攢的傳統文化底蘊,集美中學的世界性思維使他在視野和格局上有巨大的提升和擴展。在閩南結交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學會了刻木刻,讀了很多好書,懂得家國和人生要義的大道理。這些要素實際上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

     

      這個從湘西大山走來的小鄉巴佬,初到廈門感覺真是遍地錦繡、滿眼珍寶。那么精彩的世界,那么多有意思的人,一個洋氣、溫和、敞亮的好地方。廈門的文明程度完全超出了序子的想象,咖喱飯那么黃,可以染布。人都很悠閑,坐在窗外可以見海的房子里彈琴唱歌,一對一對的男女合著拍子跳舞。穿著五顏六色花衣服的男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扭著腰桿,看上去像流氓、壞人。走路的男女也微笑地跟著拍子,都融在音樂里。“看卓別林的戲,多么祥和、信任,培養出來的融洽之氣,稍一疏忽就錯過了,細膩而珍貴。這條街一下子變得讓人難忘。”[4]廈門的市井也是蔚藍色的溫和與稱心,“隨街今古書店,大清早可以看到愛嬌的老太婆買香花插在發髻上”。

     

      泉州又與廈門不同,泉州人工作余暇一齊坐下來呷袋(喝茶)聊天,知識廣博,文化深厚,相互間開著恰到好處的玩笑,斟酌著自古相傳的各色諺語,品味當今風云人物的善言雅行。

     

      “不過這類感覺用打聽的方式是得不到的。如果是個有心人,稍許注意一下眼前你站立的地方,腳底下踩著的通下水道的葫蘆眼很可能就是唐朝宋朝留下的古物。……你坐在隨便哪塊大石頭上都是只螞蟻。你也只能以螞蟻的心面對眼前的景致。你頭頂上是幾十米高的大榕樹群,晚上運氣好有機會讓你看到樹頂上黃豆大的月亮。”

     

      泉州的市井文化令他迷戀不已。閩南人自古喜歡為鄉邦做些大事情,造塔修廟,用奇特的營造法式建造聯接海灣兩岸偉大的洛陽橋、幾十里外就能望得見的東西塔。他還在這里邂逅弘一法師。法師給他告誡并留字,似乎有神秘的因緣。

     

      成長經歷和文化熏陶對一個人特別重要,序子自身所具備的良善的自然人性,經過磨煉和升華,欲望轉化變成了肯定性的智慧。正是一個人的精神現象史,從知覺、知性到自我意識再到理性的成長過程。

     

      長白的文雅舉止再一次刷新了序子對人的認識。他的純潔深深地感動著序子,他沒有一點防護的能力,他的城墻是紙糊的,無處不可以攻克。序子由此感嘆,世界上的好人都有點傻,萬一碰見壞人怎么辦啊,應該訓練他們辨別好壞的能力,告訴他們打拳。柯遠芬與剽悍的湘西漢子相比又不同,是另外一種堅硬,“棕色皮膚,眼睛從額底深處看人,身材矮小而勻稱,肌肉結實,處處看出嚴格訓練的威嚴規致。他和地方老軍人派頭完全不同,是蔣委員長新熬出來的一種冷鋼”。集美創建者陳嘉庚先生是他仰望的人,“他不太像個有錢人,只有三套衣服,一套白帆布西裝,一件冬天穿的灰灰麻麻的毛質西裝上衣。長白告訴他,老人家一生都施舍在教育上,他的快樂和世界上庸俗的快樂不一樣,是一種稀有的崇高”。除了尤賢的率性、長白的節制、蔡金火的狂放、柯遠芬的冷峻、陳嘉庚的善德,序子還感染到另一種綜合性人格,蝦姑的勤勞、善良、快樂、隱忍和堅持。序子在與各種人的交往中,感性、教養、知性一點點發生改變。真理有時候是在錯誤中開辟道路,把握住了自己便贏得了真理。他既懂得人情世故,又能從里頭走出來,正視自己的否定,達到更高層次。小說中還有一個神秘而稀薄的背景,若有若無地鋪展,共產黨員徐曼亞、朱先生,不動聲色地影響著他,這種影響頑強地跟著序子,序子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這條“草蛇灰線”一直延展下去,直到作者計劃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三部。

     

      二、學藝人生:知性的提煉

     

      如果不在乎情節,對《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這樣的書可以進行一種有趣的閱讀,隨便翻到哪一段話,都可以感受到作者寬廣知識的涉獵和極高的審美修養,無論是對藝術還是人物的品鑒,還是對宇宙人生的思考,都獨特而有深意。每個小故事都是一篇優秀的短篇小說、微型小說。人們通常認為感性是最豐富、最具體的,實際上感性是最抽象的,它如煙如塵,留不住,無法用概念規定它。作家通過這種意識的流動到達一種內在的肯定性,然后又不斷地否定、升級,變成一種存在。通過力和反作用力到達知性,構成一條運動著的超感官的河流。因此,《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人物眾多,閃電般出場,還沒混熟又迅速撤退。地點也很分散,從湖南到福建,途經六個省,尤其到閩南后大大小小無數個市縣鎮鄉,語言風俗、風物掌故都是文藝。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了文章必須講法度,遵循某種形式。然而黃永玉這種無法無天、天馬行空的寫法,卻能夠很自然地把才氣、學識、道義完美地體現出來,形成一種獨特的“無愁河體”。當一個作家根本不在乎形式的規約,只在乎心靈的流暢時,他便得到某種解放。郭紹虞先生在論述古文論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在才與法度方面的表現時說:“侯氏才氣卓犖,以才為法;魏氏學問堅實,故以理為法;汪氏才學均遜,故又只能以古人之法度為法。” [5]古法枷鎖太重,后代文人總是在遵守與掙脫兩種境遇中選擇,雖然都意識到了創新才是正道,但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不僅是體裁的不講章法,也全不顧及文章風格上的忌諱,古人作文講求“雅不主浮艷,潔不主奇險”,他都不管,他的文字清雅中兼有明艷、敘事節制而又奔放。真性情從肺腑中流出,這種心靈的自由建立在龐大堅實的思想體系和豐富的人生經驗之上。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倡導的“木刻講習會”拉開全國規模的新興木刻運動。這一場運動激蕩著年輕人的心靈。通過一場藝術啟蒙提升國人的教養和知性。對于年少的黃永玉來說,啟蒙不是一場運動,只是生活方式。他在集美學會了木刻,他很用心地把這一段經歷用小說的形式呈現,甚至可以單獨出一本書,其中的苦難和升華能夠激勵世人。序子在朱雀城時還沒有什么美術功底,看侯啞子畫風箏,看爸爸畫通草畫,對詩詞歌賦倒是有超過常人的造詣。黃永玉本是詩人,曾獲國家級詩歌大獎[6],他在小說中借四舅之手做了一闋詞《臨江仙·雪濕夢》[7]。序子過洞庭時想到袁子才的詩《漢江遇風》,“少年何事便離鄉”,這個時候還是愁滿江河。但沒想到在集美拐了一個彎,父親送他去了廈門集美中學,此后人生開啟了新模式,千古文章之事從未忘記。

     

      序子現代繪畫藝術觀念上的啟蒙是集美美術館館長郭應麟先生,郭先生在法國國家美術學院留過學,也教高中、高師的美術。序子那時只是美術愛好者,第一次見識油畫,“盤子里的水果就像真的一樣,要用手摸才明白那是假的”。還有太陽底下老遠的人和跑來跑去的馬娘和馬崽也是用筆尖的顏色隨便帶出來的。他也知道這種“隨便”的功夫十分了得。那么,“老頭子的紅鼻子是怎么搞的?”光是那點意思恐怕要想三年。二樓的國畫、書法是他熟悉的套路,他只佩服油畫。

     

      日本飛機轟炸廈門,集美中學內遷到安溪。“一個小小安溪城,居然容得下集美學校的大文廟”,小小安溪城,蓋這么巍巍乎哉的堂皇大文廟做什么?農林和商科在別的縣城。圖書館臨時安置在文廟的走廊,只帶來部分圖書,已經是又高又大一長排,規模很大了。這以后便是序子待得最多的地方。“代數討厭,幾何可愛”,“國文課本實在太淺”。把高中的國文、歷史、地理借來看,也就是外國歷史“是個新鮮東西”。英文勉強湊合。國文課常常變成他和李揚鑣老師的專場討論,當老師念到“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時,序子提醒他那是《莊子·德充符》的首句、集美高二課本的內容,他們的第四課應該是柳宗元的《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令李揚鑣老師十分驚奇。

     

      在意識的經驗科學里,知性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也是不斷升級的過程。黃永玉的稟賦是禪宗所說的“上根利器”,具有如此根性的人,愈艱難愈能快速塑造把握世界的能力。集美校報《血花日報》改變了序子的人生方向。“編輯部像個蜂房,整個晚上都在哄哄然的忙。收電報的,翻譯英文稿的,收廣播的。”序子臨時幫忙畫些小頭花,在這里開始了美術實踐。報紙出版了,序子覺得又精彩又新鮮。黃新波的木刻,梁白波的“西北人物”寫生,教務處吳廷標的四幅人物漫畫像,震撼了序子,“每像不超過簡簡十筆,勾出了他們的魂魄,連索索的呼吸都聽得見”。這種靈動和神奇,看得他心里打戰。也就是這位吳先生把序子帶入了木刻藝術之中。他先是教剪影,在紙上先剪一個三角缺口下巴,然后鼻子、眼窩、睫毛、額頭、腦門比著往后剪,序子三分鐘就學會了。“剪影的世態炎涼跟刻圖章一樣,開始買石頭刻圖章送人人還不要,刻得有道理出了名,人家買石頭反過來求你。”這門手藝日后幫他渡過無數難關。序子一再向吳先生表態,喜歡畫畫,吳先生就給他潑冷水,打預防針:“學畫畫很難。走一步學一點,像唐三藏西天取經……”按說音樂對他的熏陶更兇猛,他吹小號還比畫畫先學會,爸爸又是教音樂的,彈得一手好風琴。在廈門也參觀了樂器店。鐵哥們兒蔡金火是器樂方面的專家,集美中學三天兩頭有各種各樣的音樂活動。到后垵野營,同學曾鳳相隨身帶著根“佩可樂”(高音笛),黃川海帶著小單音手風琴,陳允文負責校音。序子的小號卻忘了帶。

     

      序子曾經喜歡臨摹水滸人物,這個愛好在集美派上了用場,他臨摹了一張木刻家新波的《寒光照鐵衣》,被《血花日報》刊用。但他不知道木刻是怎么回事。因為新波的這幅畫是在黑紙上用白廣告顏料描出來的。這時朱成淦先生出現了。朱成淦是嶺南畫派高劍父、高奇峰的學生。他給序子看珂羅版[8]印刷的兩位師父的畫冊,序子覺得不怎么好,濃墨徒徒的。朱先生說你覺得不好是因為你不懂。朱先生有一天畫了一幅紅頭發的貝多芬,也就是那天他告訴序子木刻是怎么回事,刀具、板子、油墨,像刻圖章一樣很費事。當時有一批大名鼎鼎的木刻家,李樺、野夫、陳新橋、新波、金逢孫,組織了一個“木刻協會”[9],每年春秋兩季有木刻作品展覽,出畫冊。聽說木刻家宋秉恒在永安辦了個《大眾木刻》,集聚了耳氏、荒煙等木刻家。序子一聽就心癢癢,想學木刻,卻又為這些材料發愁。

     

      “‘浙江金華東南木刻協會’入會費,三角;木刻刀六把一盒,二元二角(郵費在內)。《怎樣學習木刻》,野夫著,六角。一共三元一角。”那么,問題來了,這么大筆錢從哪里來?他找到沉迷于做永動機的林振成,林家在安溪當地算得上土豪,這點錢如人身上拔一根毫毛。作者順便插入兩個屎殼郎的故事,把序子比作居心叵測的蟲乙,“蟲乙”的伎倆被蟲甲林振成識破。這時候正好到二叔家吃飯,他不敢動向二叔開口借錢的心思,二叔卻揭穿了他“眼前有點為難事”,他以為是指穿破洞的襪子,心里不安卻故意裝成若無其事,其實,“我眼前一片絕望的情緒,所有起立坐臥之思,全由于木刻刀泡影于眼前而引起。像那個倒霉透頂的林沖,站在大馬路上,拍著胸脯來那一句無比蒼涼的話:‘愧—殺—英—雄—也!’”他靠著龍眼樹給東南木刻協會寫了一封長信,介紹自己很不幸的家庭情況,偏科很厲害的學習情況,對木刻的無比向往,詛咒日本人的作惡,都是倒苦水,整個信籠罩著悲情和無奈。最后,他打聽木刻協會的財力是否足夠承受一次賒欠,比如一次入會費,一盒木刻刀,一本書。這三元一角錢日后肯定是能夠還上的,當然,把這種不靠譜的賒欠看成一場騙局也是有道理的。他信誓旦旦一輩子認準了木刻,請他們放寬心。這位連木刻見都沒見過的人,對木刻如此癡迷、心醉,也是少見。

     

      這是他的旨趣上形成的手法,也是苦難和矛盾的高潮部分。國事、家事、個人前途在這個地方重疊在一起,打了一個結。所有的倒霉匯聚到一起,爸爸從長沙到浦市再到沅陵,到處漂零找不到工作,一二八師的同鄉在嘉善之戰與日本兵同歸于盡,九孃孃又瘋了,12歲的二弟到“江防隊”做事,媽媽帶著三個年幼的弟弟到沅陵“難童收容所”里頭混口稀飯吃,婆(湘西稱祖母為“婆”,稱曾祖母為“太婆”)一個人在家不曉得怎么過的。“序子這天收到家信,吃中飯滴了好多眼淚在碗里,靜靜地吃了。”這是1937年12月的事。作者少年時期經歷過多少眼淚泡飯吃的苦日子!

     

      黃永玉在這部小說里很少倒苦水,或者是他善于苦中作樂,如后來在不透風的墻上畫一幅有大花園的窗戶,“貓頭鷹事件”被批斗后畫滿池生氣勃勃的荷花。總之,他是愈艱難愈勇猛。一個人的精神史常常是在順境與逆境中螺旋遞進。他能在逆境中讓自己升華,而不是異化。艱難、窮困,并不是無路可走。他有很多機會給人做女婿,當兒子,變成店鋪老板、大地主。也有好幾次生死劫難,失業是常態。一個人背著包袱坐在礁石上看著太陽落進海里,他明白自己在追尋一個“大東西”,小富小貴的普通人生不是他的追求。正如莊子所說,有大智慧的人,“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10]幸虧他總是遇到好人,序子的人生變得越來越開闊。

     

      三、讀書與藏書家:理性之門

     

      人的理性意識通過人自身的活動才能實現,倫理的直向運動與道德的反向運動形成力與力的交互作用。黑格爾說:“對于苦惱的意識來說,自在的存在乃是它自己的彼岸。”[11]理性的確定性和真理性,它的范疇、特征和規定性都需借助知識來固定。黃永玉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國新舊教育交替之時,啟蒙教育引進大量西方模式,傳統的四書五經也保留了一部分。黃永玉的繪畫,經常有別致新穎的序和跋,在家鄉小學時就打下了扎實的古詩文功底,格調、品味、審美趣味,骨子里古典文人的氣質都是那時候培養的。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看起來很雜很廣,卻是有焦點的。他的焦點,一是讀書人和藏書家,一是有意思的人物。藏書家放在首位。序子12歲的弱小身子背著小小包袱,離開朱雀,打開一本大書,經歷了長沙、武漢的繁華。從長沙到上海,爸爸與序子有次長談。談到青紅幫,序子攛掇爸爸加入,好處是“全國自由通行,走到哪里呷到哪里,冇人敢欺侮,屋里人再也不會挨凍受餓”。爸爸告訴他,入幫以后,有時候還要殺自己不愿殺的人,違規了就要砍手桿腳桿。聽了這話他又有些怕了,但對幫會的向往并沒有完全消除。后來在閩南,接二連三發生打架斗狠,見不平之事正面剛上去,把人干翻,不計后果,但風格與湘西還是有所不同了,點到為止。閩南人是愛拼的,與湘西比,色澤要淡一些,柔和一些,是那種海藍色。湘西山里生活底色都很濃烈,石頭般的粗糲和鋼色。閩南的風氣正好符合他的脾胃,所以他做不了毛潤之、黃克強,雖然他很欣賞玉公(陳渠珍)、得豫表叔、幺舅、田三大這樣的人物。這些人對他的影響,形成人格中另一種堅硬的東西。剛到安溪時受了很多苦,虐疾、疥瘡、跳蚤、毒蟲、拔虎牙。但實際上在學校也沒有把心思全部放在讀“正經書”上頭。那些外國小說、科技類、趣味類,涉獵很廣,并不是傳統知識分子心目中真正意義上的正經書。既看嚴復、魯迅、李光地、李贄的書,也看《肌肉發達法》《普通地質學》《警犬培養和訓練》,也有世界眼光,看《愛彌兒》《進化論》。

     

      從學校圖書館到他認識的幾位閩南大藏書家,他的人生在這一次次跟書的交往中變得厚重。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總有一種相互吸引的氣質,序子愛跟藏書家做朋友。最先遇到的是蘇景漾。閩南的藏書家都是怪人,序子善于跟怪人打交道,因為某種程度上他自己也是個怪人。湘西也有藏書家,但那時序子小,不懂其價值和意義,只關注自己喜歡的志人志怪、傳奇、武俠小說,崇拜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到閩南洪賴,蘇景漾的出現刷新了他對書籍和藏書家的認識。蘇景漾帶他參觀藏書樓,樓上一柜子都是李卓吾的原版,李卓吾的版本數他藏書最齊,家產全蕩在里頭了。德化文人對蘇景漾有一段評價。“刀子擱在頸項,也不讓人看,孤寒之極。省吃省穿,一到泉州總吃我們的。寫的文章從不公開,也不刻版,一肚子文章怕要埋進黃土。無兒無女。怪也是怪,他怎么喜歡你這個湖南娃娃?嗯,你運氣……老頭說。”第二個藏書家是人稀。他的藏書分三大類。第一類是各種辭典,第二類是諸子百家,第三類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翻譯名著。序子對藏書也不是盲目崇拜,他點評了一下南宋徐鈞的《史詠集》,還有,“《古逸民先生集》,據說‘藏書界所罕’,看詩、看文、看附錄雜件都很平庸,值不得用那個‘罕’字,大概都是因為宋朝人的緣故。”在這方面他儼然已經是大學問家的鑒賞水平了。古籍、外國名著,拉下來一個長長的書單。第三個人是德化民教館的秦秀臣先生。序子在德化做了一陣黑窯工,差點餓死在山里,流落到德化縣城,徐曼亞先生帶他認識德化文人,他特別關注藏書家秦秀臣。序子走到哪里都遇到好老師。跟德化文人見面的場面,讓讀者不禁聯想到序子的父輩朱雀文人相聚的光景。這么個外地來的小孩子,大家愛他,尊敬他,器重他。讓人感嘆德化這個地方,溫馨啊,真風雅啊!秦先生是藏書家、文獻學家、品評家,他還是大孝子,自己七十多歲了,背100歲的老母親散步。他同序子有過一場啟蒙式的對話。

     

      “你讀過《詩經》嗎?”

     

      “讀過一點。”序子回答。

     

      “什么叫做‘一點’?這不是讀書人的口氣!”秦先生說,“飯,你可以說吃過‘一點’,一個人的肚量有限,那‘一點’,人即能得之于大約。書,浩瀚無邊,你之‘一點’未必彼之‘一點’,這種回答,是在冷淡人。”

     

      黃永玉曾經把文學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意思的文學,一類是好玩的文學。他更偏愛好玩的文學。閩南藏書家的書單,很多孤本善本,他都記得書名。

     

      黃永玉以他近一個世紀的人生經歷洞悉了這個世界,他突破小說家們很在乎的常規套路,皰丁解牛,游走于無形之中,從人生的諸多小事件擴展到天地宇宙的大問題。“貓走了,笑還在”,有點存在主義的味道。他表面上寫經驗到的事實,內在的旨趣卻轉向了虛,轉向無形的大道。他呈現給讀者的這條“無愁河”,既是一條事實的河流,也是一條意識的河流,用美和善構筑起來的無數精彩細節,浩浩蕩蕩奔涌而來。藝術的本質是用犧牲普遍性來保全它自身,它本來就是一個生命體。他的發展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意識的經驗科學”,只不過是用文學的方式書寫而成的“精神現象史”。

     

     

      [1]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了《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上),2016年10月出版了《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中),下冊即將完稿。在《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之前,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8月已經出齊《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朱雀城》(上、中、下)。

      [2] 責編注:據報道,根據教育部關于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精神,2017年春季各級各類教材中全面落實將“八年抗戰”字樣改為“十四年抗戰”。此前“八年抗戰”的說法是指從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八年時間。“十四年抗戰”的說法是指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至日本無條件投降。

      [3] 王陽明:《傳習錄》,葉圣陶點校,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第233頁。

      [4] 本文引用的句子皆出自黃永玉:《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

      [5]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52頁。

      [6] 黃永玉的詩歌曾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1979~1982),同時獲獎的詩人還有艾青、李瑛、公劉、邵燕祥、流沙河、舒婷等。

      [7] 見《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朱雀城》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

      [8] 珂羅版復制法,即珂羅版印刷,又稱玻璃版印刷,它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藝的一種,1852年英國科學家塔爾博特發現經過鉻酸鹽處理的明膠膜層曝光后表面會發生硬化的現象。

      [9] 此處應該指的是“現代版畫研究會”,該研究會是廣州市的進步美術團體,1935年由市立美術學校進步教師、著名版畫家李樺發起創辦,骨干成員有賴少其、唐英偉、陳仲綱、張在民、潘業、劉興憲、潘昭、胡其藻等。其宗旨是探索木刻藝術,通過版畫創作活動,進行反帝反封建反黑暗統治的斗爭。

      [10] 《莊子》,楊柳橋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2頁。

      [11] [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賀麟、王玖興譯,第21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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