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離亂后，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唐代詩人李益的此首小詩，似乎以寥寥蘊藉之語，道盡人世的離別滄桑之慨。離鄉背井，辭親遠游，在重土安鄉、親情倫理至上的社會文化傳統中，可謂悲涼無奈之舉。然而在現代工業與城市文明的沖擊下，外出謀生已成為生活的常態，甚至成為人們的自覺追求與必然選擇，因彼此時空變換而造成的親緣關系的巨大變化，亦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作為作家的津子圍的高超之處，正在于能在司空見慣處，發掘慣常中的不同尋常，讓生活之潮水，成為一處獨特的風景，讓人浸潤其中而又出乎其外，從而覺察其本身蘊涵的不同尋常的意義。正如《長大一相逢》中的表現內容，所謂的血緣、倫常、親情……，已全面淹沒在現代社會的生活瑣屑之中，久別相逢的驚喜暢敘，變成了彼此的隔膜、疏離、算計甚至矛盾沖突——形象地映射出當下的親倫關系與社會世象。

　　以“父親去世”為引線，作家以回憶記錄和現實敘述交織的形式，為讀者徐徐展開了整個家族的生活樣本：因為母親主張“老輩殘留下來的僅有的規矩”，我作為兒子，通知親戚們父親去世與葬禮的消息。“通知親戚之前，我大致算了一下，我父親兄弟姊妹6人，加上后代40多口人，母親兄弟姊妹5人，加上后代近50人，排除掉幾乎沒有聯系的，我通知了20多人，而真正參加葬禮的僅僅3人……這個結果令我極度失望，而且，十分震驚。”雖然“我”也意識到，在下一代——獨生子女一代那里，復雜的親屬稱謂和血緣關系已不復存在，但對于自己一輩及上一代復雜的親緣關系，仍然存有童年的親切記憶與深層的期冀。因而強烈的“震驚”與失落之余，開始回憶與現實交織的追索、反思，并對平淡流逝的時代生活，進行客觀細致的描述與深刻入微的觀照。原本最親近的家人關系，已在現實的種種利益考量面前危機重重：“因“我”照顧家族親戚、“七大姑八大姨都連扯帶掛”而導致與前妻“冷暴力到惡語相加，以致最后徹底決裂”，似乎是母親對父親“一心向著他的家人”的難解怨憤的再版；因“我”買房急需、催還借款而“對我抱有恨意和成見”、“說我無情無義，小心眼兒，眼里只有錢……”的妹妹，與“我”一直心存芥蒂、感情疏遠；更遑論錯綜復雜的堂表親與姻親關系了。正如“副本(作為旁證的副本)”一部分，通過熟悉親戚之間陳年故事的母親的絮叨，親戚之間的口舌之爭、是非搬弄、打架互傷、揭發陷害、因錢生隙、恩怨糾纏……更是矛盾深重、紛亂難解!原本那種同根相生、血濃于水的親緣關系，早已崩裂于現實的冷漠與無情之中。

　　身處這個時代的讀者，親身經歷著社會的劇變，都是鮮活歷史的見證者。物欲追求與其帶來的利益糾葛，時空疏遠與其伴生的親情淡漠，現代觀念與其造成的文化震蕩，忙碌緊張的節奏、生存發展的壓力、自我本位的心理傾向……合構成的獨特社會氛圍，共同沖擊著當代人的內心與情感，改變著當代人的親倫關系。津子圍以一個作家的敏感，對此進行著自覺的省察與記錄。香港小說家黃碧云曾說：“知識分子有字，名門望族有錢，各自記錄自己的歷史，這樣的一群人，我不寫，就沒有人知道，他們所活過的，也是我們的小歷史，愈小至無。以小而面對大。”這種“小”現實，正是“大”歷史。

　　但在追求宏大敘事與“體驗抒寫”的當下，如何以生活的“微現實”，構造時代的真實映像，卻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難題。《長大一相逢》能將瑣屑式的生活細節、碎片式的敘述方式統攝于片斷式的文本架構，以獨特的“正本”、“副本”的形式，將對凡俗生活的攝取提煉、真切體驗與深層思索，進行了全方位、多視角的表現。對于當下現實題材的架構把握，實現現實生活與小說技巧的巧妙聯綴，更見小說家的藝術傳達功力。

　　作者簡介：

　　韓傳喜，1972年生，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東北財經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遼寧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遼寧省作協特邀評論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發表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