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來的文學理論批評，在對習近平同志講話精神的學習、領會、研究上，在介入文學現場，對各種文藝理論問題的研究，對當下作家作品的評論和盤點上，對好作品的及時發現，對創作新現象的及時評析，對文學新人的發現上，以及對網絡文學的大量新現象的辨析和研究上，都有突出的表現。理論批評界自身也涌現了大量優秀的青年才俊。這一切都是十分可喜的。”

　　近五年來的文學理論批評，從總體上看，面對中國當代大變革大發展的豐富實踐，面對創作繁榮興盛的良好局面，能夠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研討理論，評判作品，表現出了關注中國現實、中國經驗、中國傳統的求實品質。例如，在對習近平同志講話精神的學習、領會、研究上，在介入文學現場，對各種文藝理論問題的研究，對當下作家作品的評論和盤點上，對好作品的及時發現，對創作新現象的及時評析，對文學新人的發現上，以及對網絡文學的大量新現象的辨析和研究上，都有突出的表現。理論批評界自身也涌現了大量優秀的青年才俊。這一切都是十分可喜的。

　　下面，我就幾個與創作實踐密切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談一些理解和看法。

　　關于人民與人民性問題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是一切文藝創作思想和創作活動的“總開關”，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這個根本性問題，當然不是自今日提出，但它引起了更高關注，顯示出新的活力，成為需要重新思考和認識的問題。

　　人民和人民性都是歷史性概念，又都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人民性”這一概念源于俄羅斯文學，普希金、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都使用過它，后來的列寧、葛蘭西等也都闡釋和使用過類似概念。在批評家別林斯基那里，人民性的確切內涵是“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眾或階層”；而具有人民性的文學只有以這一階層的人的生活為關注對象——而不是以“有教養的上層階級”為對象。他認為，真實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人民性表現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實性最充分的地方。杜勃羅留波夫在《俄國文學發展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中，從反映人民大眾(主要是農民)的真正處境和衛護人民利益的觀點，考察了俄國文學的發展過程。而這一觀念的“中國接受”則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即“十七年”時期，與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學想象高度契合，也成為彼時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武器之一。不過，在那個時期，人民性的概念更多地運用于對古典作家創作的評價和整理文學和文化遺產上。

　　在我國，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民”這一內涵擴大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但隨著“新啟蒙”和“去革命化”時代的到來，一談到人民、人民性等概念，批評界有的人便本能地認為這是一種舊意識形態的復歸，是一種過時的批評話語，從而使人民性的探討未能深入，批評家往往對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主體的人民和社會的邊緣群體喪失了言說的話語資源。

　　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大家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人民”既是一個集合概念，也是一個個體概念。從人民的歷史主體性的角度來看，作為“集體”的人民的概念雖已深入人心，但是作為“個體”的人民的觀念尚需進一步深入，所以，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和理論話語也需要跟進。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文藝的一切創新，歸根到底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人民。”習近平總書記論述了人民概念的歷史性進步，并提出在今天社會主義語境下，文藝批評的創新也是直接或間接地來源于人民，這是一種發展的眼光，也是一種前瞻的眼光。過去，我們曾一度將人民作為一個集合概念，從而對“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情感和愛恨有所抑制；今天對人民的個體性價值的不斷發掘，是對“人民性”認識的深化，也是真正能體現每一個“具體的人”的情感、價值和利益的文學觀念，如此，人民性的觀念才可能成為“誠實的理論”和“接地氣的觀念”。

　　關于現實主義精神

　　習近平同志在兩次講話中，都特別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感，表達人民的心愿、心情、心聲，立志創作出在人民中傳之久遠的精品力作。這里，我想著重談一下對“現實主義精神”的理解。

　　“現實主義過時了嗎”——這個問題就提得很有價值。在中國當下的語境里，該怎樣重新認識和理解現實主義，的確是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當然，最簡單的回答是“沒有過時”，但事情又并不那么簡單。在我看來，現實主義并非只是“上世紀初由蘇聯傳入中國的”那種主義，其實，現實主義是人類藝術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同時又是常在常新的一種基本的創作方法、原則和精神。中國古典小說的現實主義的根子就扎得很深。

　　現實主義是有其質的規定性的。就現實主義來說，它總是承認人和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它總是力圖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再現(或表現)世界，它也總是強調人類理性的力量、實證的力量和判斷的力量；由于它對人和世界客觀實在性的肯定，它也許更重視包括人在內的環境(即存在)的作用，并重視人的社會性，把人看作“社會動物”。現實主義應該是指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以無限廣闊的客觀現實為對象，為依據，為源泉，并以影響現實為目的的創作。

　　現實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人們審美觀念的更新而更新，在不同歷史時期里，現實主義會呈現不同的風貌。現實主義的發展，離不開與其他方法的相互激蕩和相互吸收，否則現實主義就會停滯，就不會保持常青。現在，我們處身在一個物化、功利化、娛樂化的時代，我們被物質的枷鎖鎖著，欲望、感官、物質的實惠化，使我們常常覺得我們的肉身很沉重，想飛飛不起來，想跳跳不起來，最難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氣神，在困難乃至苦難面前，不低頭，不屈服，保持對真與善的追求，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對人生意義的追求。

　　所以在今天，比起“現實主義”，我更認同“現實主義精神”這一提法，認為有必要在文學中強調和發揚現實主義精神。事實上，當下一些優秀作品也恰恰是貫徹了現實主義精神。依我看，現實主義精神就是具有更強烈的“現實感”，更敢于直面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更關注人民的苦樂，更關注當下的生存，更能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它尤其表現在對精神問題的敏感和探索上。比如說，在物質主義急劇膨脹的今天，人的精神世界會出現嚴重危機，傳統的現實主義往往解決不了，無能為力，那就要求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的創作，更多地將筆觸伸向人的主觀精神世界。我認為，現實主義精神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內涵，一是對人民的生活命運和思想情感的深切關懷，二是富于人文深度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品格，三是熱烈的理想主義情懷。沒有這些，現實主義精神將會變得空洞無物。當然，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絕對的和決定性的，各種方法都有存在的權利，而真正決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的高度，人性的深度，文化精神的廣度。

　　“深入生活”與“閱讀生活

　　的能力”問題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談到的這一點，我認為在創作實踐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說，“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要善于在幽微處發現美善、在陰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邊緣的觀望者、譏讒社會的抱怨者、無病呻吟的悲觀者，不能沉溺于魯迅所批評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此處沒有用常用的“深入生活”，而是用了“閱讀生活的能力”，可謂直抵當前創作的關鍵，含義頗深。深入生活無疑是帶根本性的，其重要性無可置疑。但是在今天，作家也許首先要面臨一個“閱讀生活的能力”問題，因為當此大轉型時代、網絡時代、日常化時代，雖少有狂風暴雨，但日常生活卻是瞬息萬變、難以把握的。正如習近平同志描繪的，“今天，在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億多人民正上演著波瀾壯闊的活劇，國家蓬勃發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充滿著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著激昂跳動的樂章，展現出色彩斑斕的畫面。廣大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深入生活”是入乎其內，“閱讀生活的能力”是出乎其外，具全局眼光。這里我想借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事實證明，作家能力的高低，能寫到什么程度，往往取決于作家對時代生活讀懂讀透到什么程度，繼而看你深入到什么程度。落實到創作上，就是審美的力量，“我們要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變成深刻的情節和動人的形象，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激蕩人心”。這也就是，“用理性之光、正義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