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理論著作給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帶來大量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方法；另一方面，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中國現象正日益被西方學術話語所闡釋和圖解。3月11日，在上海大學召開的“首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上，上海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曾軍表示，如何克服西學新潮對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影響，獲得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主體性，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研究中國，就是研究世界”態勢正在形成

　　從早先對“異國情調”的獵奇眼光，到“中國作為方法”成為從外部反思歐洲的重要力量，再到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成為影響世界發展的重要力量，“研究中國，就是研究世界”的態勢正在形成。曾軍表示，近年來，英澳文化研究者從“創意經濟”角度展開的對當代中國文藝創作和發展的研究，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高建平表示，西方漢學家、理論家關注中國的方式可分為“把中國作為對象”和“以中國為方法”，這可以啟發中國學者建構“以西方為方法”的理論。作為中國學者，更應該積極回應西方學者對中國問題的既有關注，在推進西方文論更多、更深入地將中國問題納入研究領域的同時，也使當代中國文論自身獲得更大的話語影響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黨委書記張政文看來，在東方主義這個大構架中，西方各國學者對中國問題的談論有著重大差異。中國學者在研究中需要高度重視每位西方學者闡釋中國問題時的情境和語境。因此，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高度重視每一個具體的國家、每一個具體的“主義”，乃至談論的每一個中國問題的情境和語境，從中把握其動機和目的。

　　“中國問題不僅應該成為中國學者最有話語權的學術領域，更重要的是，成為中國文論‘走出去’，開展中西文論交流，并逆向影響西方文論的重要途徑。”曾軍表示。

　　厘清“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

　　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在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中扮演什么角色、發揮何種作用?曾軍表示，以往中國學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西方文論對中國的影響”，或者“中國對西方文論的接受”和“西方文論的中國化、本土化”等路徑，而從已發現的材料來看，海德格爾、榮格、瑞恰茲、燕卜蓀等學者對中國文化格外青睞，都不同程度、直接或間接地討論過中國文學藝術和思想文化問題。但由于資料來源的局限及對中國問題的隔膜，他們對中國理論的選擇、強調與借鑒，對中國問題的解讀與發言存在諸多偏誤。因此，“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亟待學界清理和辨析。

　　西方文論對中國問題的關注早已開始，可以上溯到啟蒙運動，甚至到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對“東方”的看法。因此張政文認為，當研究者討論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時，有必要向前追溯，在對“東方”的整體看法中來把握。

　　與會學者表示，雖然西方文論已經成為中國譯介西方理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中國學者在借鑒西方理論時存在著明顯的簡單套用、挪用移植的現象。認真總結當代西方文論在思考中國問題中有哪些獨到的見解和片面的誤讀，將有利于建設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

　　反思“中國問題的西方化”

　　此外，值得深思的是，“西方”是一個很復雜的概念，并非一個簡單的地理或方位指稱。在高建平看來，從別林斯基到高爾基的俄國文學理論并不被看成是“西方文論”，但俄國形式主義卻被看成是當代西方文論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被西方看中的就變成“西方”，沒有被西方看中的就變成“東方”，這使俄羅斯文論變得極為復雜。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王寧也認為，“西方”的限定非常重要，它既牽涉到復雜的地理概念，而且對于一些國籍身份復雜的理論家，也需要認真處理。

　　高建平表示，隨著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逐步成為強國，其將自身文明觀念的理論和方法輸出至非西方國家，“西方”概念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而后，西方文論家關注中國問題，也旨在反思“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祛除自身研究中的主觀性遮蔽。所以，研究者有必要回到事實本身，將“西方”還原為一個過程，分析“西方”概念的形成。

　　王寧則認為，即使現在，西方研究者在面對中國問題時仍有較強的主觀性，例如《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纂并沒有參考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僅僅參考中國學者整理的文獻匯編，在學術觀點和理論架構上完全不同于中國學者的研究。這種只參考材料、不參考方法論的闡釋方式，對于中國學界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注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需要從‘中國問題的西方化’切入，進而梳理西方文論與中國問題之間的復雜關系。”曾軍提出，其中既包括批判西方文論對中國問題的曲解和誤釋，也包括剖析中國問題對西方文論知識生產的參照和啟發。在研究過程中，反思中國學者將“被西方化了的中國問題”照搬為自己的問題意識的現象，同時以中國問題為媒介，探索中國學者與西方文論所可能展開的對話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