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宋元就跟我說起過，他喜歡汪曾祺。聽了這話，我心里一熱，立即引為同調。那時宋元也寫一點東西，但寫得少，主要是閱讀。我們經常到天心閣城樓和岳麓山上喝茶聊天。我覺得宋元對生活，對文學，有許多精辟的見地。同他聊天，可以說是一種享受。宋元的人生經歷頗為豐富，他的家族里也出過赫赫有名的人物。閱人閱世一多，自不免歷練慧黠，說起什么人事物事來，每每見血封喉。這是宋元精彩的地方。但你若以為宋元經歷了中國社會的劇烈動蕩，家族及個人生命的起落浮沉，在文學上選擇一種劍拔弩張，地火天雷的風格，那就錯了。宋元喜歡的，是汪曾祺。他喜歡汪氏文章里去除了人生火氣的那么樣一種平靜，以及藏匿在平靜之中的古井一般的深沉。

　　他還喜歡汪曾祺作品——特別是散文小品中的文仕品格和文學味道。

　　在這一點上，我跟宋元有同好。

　　有時候，我們談及某位髦得合時的作家的散文，宋元手一揮，說：“差得遠，比起汪曾祺來，一點味道都沒有!”我這一壁也是感同身受。在我看來，新時期新老作家中，汪曾祺的散文有他人無可企及的品格。真的，同汪氏的散文一比，很多人的文字正如宋元說的，一點味道都沒有。

　　味道這東西，講得清嗎?講不清。所謂妙處難與君說。林語堂說過，中國的藝術同外國的藝術比較，多的是一種味道。但林語堂沒有解釋什么叫做味道。汪曾祺的文章有味道，宋元不能解釋，我也不能解釋。但是，宋元和我都能感受到。別人的文章沒有味道，當然也能感受到。

　　后來，宋元開始寫東西了。寫小說，寫散文，發表在《收獲》《鐘山》《人民文學》《上海文學》等大大小小的刊物上。很多人讀了他的作品很喜歡，這給了他不小的鼓舞。他索性辭掉一所師范學校副校長的職位，調到長沙市文聯，當了一名專業作家。他在一篇《傾訴的欲望》的散文中寫道：“我當知青以后，又做過礦工，小提琴手，鍋爐工，鉗工，采購員，大學生，文書，教師，干部，我朝三暮四地做過五花八門的工作。到45歲，忽然，我決定要當作家。有人奇怪，問我為什么，我說我喜歡寫作，寫作使我愉快。因為面對電腦的時候，我知道，實際上面對了許多的人，我把他們看作朋友，我向朋友傾訴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難道不正是一樁令人愉快的事情嗎?”這種夫子自道是令人信服的。寫作成了45歲以后宋元樂此不疲的事業。

　　現在宋元的文章可謂之滿天飛了。凡我見到的，我都必讀無疑。為什么?因為我喜歡。

　　就像喜歡汪曾祺的文章一樣，我喜歡宋元的文章。這是因為他們的文章有一個共同處：有味道。

　　宋元的散文，篇幅都不長，但是，精粹，韻味深長。體現在內容上，是他的筆頭飽蘸著情感，又淺淺地滲出，不經意間，你便被一種霧狀的情緒所感染，所寫人與事，給你體味甚多，而又達于“潤物細無聲”的境地。有一篇《水月林》，千把字，可以佐證。

　　宋元散文的語言，很口語，很白，卻很可玩味。在這一點上，也很似汪曾祺。最講究語言，又看不出講究的鑿痕。這是很見功力的地方。讀宋元的文章，單是讀他的文字，也有一種品功夫茶的快樂。

　　但宋元的文章不時髦，不驚世，也不合于商業炒作。因此，他同汪曾祺一樣，永遠流行不起來。宋元對此有足夠的認識。他在《長沙人的吃》的文章里就說過：“真正的好東西，是流行不起來的。”

　　宋元放棄種種而執著于寫作，也不是為了虛名的流行。對于他來說，生活的美學就是娓娓的傾訴。

　　這喧囂的世界，也總還是有些靜靜傾聽的耳朵的吧。

　　(宋元，《創作與評論》雜志社原社長，出版有多部文學作品和學術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