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克是我的患難朋友，左聯東京支盟的親密戰友。故人早逝，至今仍常使我感到哀痛，現在他的夫人周微林同志收集他生前文稿，編成《魏猛克散文雜文集》出版，要我為他寫篇序言，這是我的責任。

　　30年代初，猛克在上海學習美術，又搞木刻，魯迅對當時在上海的一班青年木刻家非常關心，在思想和藝術上都給他們以親切的指導。

　　1933年2月，世界著名的英國大戲劇家肖伯納訪問中國，抵達上海。肖翁當時已年過80，是一位正義感非常強的開明進步作家，來華之前，他曾訪問過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寫過《蘇聯訪問記》，為蘇聯講好話。他訪華，也是為了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他抵達上海時，宋慶齡、蔡元培和魯迅親自到碼頭去迎接他。肖翁是身材很高大的人，宋慶齡、蔡元培的身材，在中國人來說屬于中上，魯迅則個子矮小。宋穿旗袍，蔡、魯則穿長袍，他們三人同肖翁在碼頭上拍的照片，也在報紙上刊登出來了。魯迅又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短文，贊揚肖翁，猛克就寫文章對魯迅說了一些片面的話，魯迅并不以為冒犯，反而覺得猛克坦誠可愛，一老一少，從此成了朋友，猛克一生成了魯迅的忠誠的崇拜者。

　　猛克天賦很高，又富于幽默感，這使他很容易接受魯迅的教育和影響，逐漸走上寫雜文的道路，并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是左聯的導師，從此猛克和魯迅保持較密切的來往。

　　1935年初，猛克去東京，行前，周揚同志要他到東京去找我。我于1933年9月赴日本留學，奉左聯黨組之命，恢復了左聯東京支盟，并且遵照日本左翼人士的意見采取同人雜志的活動方式，已出版了《東流》和《詩歌》兩個雜志，正在籌劃創辦第三個雜志《雜文》，這時，猛克就參加了《雜文》的籌辦工作；同陳辛仁、陳子谷和我等幾個人，形成了《雜文》雜志的核心。《雜文》在上海出至第三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了，改名為《質文》。

　　在對外聯系上，左聯東京支盟采取謹慎穩妥的分工方式。猛克與魯迅較熟，就由他與魯迅聯系。郭沫若當時在鄰近東京的千葉縣，為了郭沫若和東京左聯的安全，我們也決定由猛克去聯系，我們一般不參加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公開活動，有人說這不只是語言問題，更是思想問題，其實這是外行話，不懂得地下工作的組織紀律。東京左聯我任書記，同日本左翼文化人及上海左聯黨組的秘密聯系，只由我一人負責。我們的工作之所以開展得比較好，應當說這是原因之一。

　　盡管如此，日本的特高警察(便衣特務)還是注意我們的行動，收集了一些材料，如我們的文章。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猛克和我，還有其他幾位同志被日本政府逮捕，分別被驅逐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