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活著之上》發表前不久，朋友看了稿子對我說：“你在小說中推崇的那些中國文化名人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在今天卻很難平衡現實生活的功利沖動對人們的吸引，這就像一桿秤，所稱的物體太沉重了，秤砣打不住。”這也正是我在寫作中最糾結的問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是中國古代傳統的價值法則。但在今天，對功利的過分追逐卻導致了功利主義的盛行。而一個純粹的人面對功利主義，往往是不易生存的。所以，當功利主義展現著強大力量并以生存的理由擁有道義的合法性，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念的時候，我們更該反向思考人心與靈魂。

　　這是生活的常見狀態。小說的題目是《活著之上》，但我并不想因此否定“活著”，否定人的功利欲求。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在寫作過程中，多少次在心中我問自己，小說所推崇的那些文化英雄，所表現的那種精神力量、那種“活著之上”的價值，究竟有著多大力量？在這個時代，是不是現世的自我已經在時間和空間上確定了價值和意義的邊界？或者說，活著就是一切，而活著之上則是一個不實的命題？這種糾結使我對自己的寫作產生了動搖，在自我質疑中曾經失去信心。使我堅持下來的有兩個因素：第一，古代的那些文化英雄，從屈原、司馬遷到曹雪芹等等，是真實的存在，他們以自己的人生選擇證明了，現世的自我并非最高的終極價值。第二，我身邊一些同事也的確生活得從容淡定，而非在現實功利面前惶惶然，喪失起碼的原則和信念。

　　在不久前的一次讀者交流會上，有一位讀者對我說：“你說平衡，這太沒有力量了。現在大家的生活都過好了，應該對被顛倒的價值進行矯正，矯正才能改變價值扭曲的現狀。”這讓我想了很久。平衡是中國哲學的中庸之道，不走極端，兼顧兩頭，才是正常的狀態，也才有持久的可操作性。人總是要活著，然后才能追求活著之上的意義和價值。欲望固然不能野蠻生長，野蠻生長就會摧毀公平、正義和人道；同時欲望也不能野蠻壓制，壓制同樣也是不公平、不人道的。

　　《活著之上》試圖寫出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以及他們的猶豫與徘徊。正如小說主人公所感受到的：生存是絕對命令，良知也是絕對命令，當這兩個絕對碰撞到一起，你就必須選擇哪個絕對更加絕對。這又讓我感到，在人生的某些時刻，生活中其實并沒有一條中庸之道讓你走，你必須做出痛苦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