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是一位很有個性的現代作家。關于他文學方面的研究，建國后海外、國外搞得火熱的時候，沈在大陸尚是闌珊中人。直至改革開放后海外、國外掀起的“沈從文熱”出口返內銷到大陸時，咱們的專家學者們才開始了對他的嚴肅審視。就在這位寂寞的老人永遠地停止思想之前，一些寬厚且開明的人不顧另外一些人的輕蔑，勇敢地撥去了近半個世紀的歲月湮塵，毅然稱他為“鄉土文學之父”，給了他一份最初也是最后的精神慰藉。

　　對于沈從文的許多作品，無論是當時的毀譽不一，還是解放后近三十年的過分貶低，似乎都不在藝術評價，而在思想評價。現在關于這場文壇是非的交鋒，仍然在不冷不熱地進行著，專家們見仁見智，但孰是孰非、何去何從，最終還得由時間作出裁判。

　　一、“邊城”情結

　　沈從文在其文學生涯中，他的創作既不迎合國民黨舊勢力充當御用文人，又刻意與共產黨領導下的普羅文學保持著一段距離，天馬行空般在左翼人士的埋怨和反動文人的揶揄中，義無反顧地走著自己的路。如果說左翼人士堅強奮進的動力源于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御用文人疲于賣命是出于一種庸俗的功利目的或明哲保身的話，那么，沈從文獨樹一幟奮勇前行藉憑的又是怎樣的一種信念呢?筆者認為，沈溫和妥協的表象下肯定保持著一種強健的精神圖騰，羈旅都市的背后也必然依存著一方理想的靈魂家園——我愿意把這種抽象的東西涵括為：“邊城”情結。這種情結在以《邊城》為代表的“湘西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

　　在沈從文看來，左翼人士的革命理想似乎更是一種遠大的戰斗，時代性強且能臻于大同，但需要流血和等待；而豢養文人庸俗的人生哲學和對丑惡現實的虛偽粉飾，尤其令人發指，是自己不屑染指的市儈行為。他決定走第三條道路。這一方面顯示了他政治立場上的不堅定性，同時也凸現出他人格上的高貴。探索的苦悶終于把他逼回了當年屈原曾溯江而上的千里沅水，他開始用癡情的筆墨構筑理想的“邊城”，并以子民的身份作忠誠的膜拜。從此以后，他固執地認定“邊城”才是最美好、至少是高于革命的理想社會與當局的現實社會的世界模式，“邊城”成為沈從文永遠的精神家園。

　　“邊城”情結支撐著沈從文的整個文學人生，那么它巨大的魅力何在呢?

　　(一)人性美：“邊城”世界溫厚的人情

　　高爾基說過：文學即人學。人性，是文學中不庸諱言的話題。沈從文筆下的人性，溫潤而繁富，閃爍著動人的光澤。

　　人性是一個十分抽象的概念，自古以來一直爭論不一。我國遠在先秦時期，就形成了以孟子“性善論”為代表和以荀子“性惡論”為代表的派見論爭。西方文化中無獨有偶，同樣存在過曠日持久的論戰，如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極力鼓吹性善；而奧大利近代精神分析學說創始人弗洛伊德則堅決認為，人生來具有一種破壞性，潛意識中人性充滿丑惡和利己。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導師卡爾·馬克思提出，只有到了英特雄耐爾實現以后，人性才能得到真正地復歸。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國，自從魯迅嚴厲撻伐了林語堂“永久的人性”論調之后，許多左翼進步人士似乎認定人性姓“資”，與革命格格不入，于是寧愿犧牲文學的魅力，也不倡言人性。沈從文作品中的人性描寫，不但十分豐富，而且相當實在和具體，他筆下的人性美不再是一種神秘的空泛，而己物化成一幀幀秀麗的風情畫，人化為一個個血肉豐滿的文學形象。走進沈的“邊城”世界，一抹濃郁的人情氣息往往撲面而來，美好、溫厚的人性魅力柔和、寧靜而飽滿。

　　先就名篇《邊城》的人性美談起。即使對沈思想評價一無是處的人，似乎也不否認該作的詩情畫意。這種蔥郁的詩情與畫意，不僅僅來自秀美的青山綠水，更多的還是來自邊疆僻地小小山城的淳厚民風。年近古稀的老船夫，不管刮風下雨，撐船擺渡五十年如一日。人們感激他、尊敬他，有時抓一把錢擲到船板上，他儼然吵嘴似的斷然謝絕；實在卻情不過，老人就把這些錢買了草煙、茶葉放在船上，免費供應。老船夫默默地為相依為命的外孫女翠翠的著落深深地憂郁，他害怕翠翠重蹈她母親的悲慘命運。遺憾的是，這種深深地關懷終歸以一出隱含憂悒、略帶凄美的悲劇告終，老船夫在一個雷雨之夜，寂寞地死去；美麗的翠翠則開始了凄苦的等待……老船夫熱憂和忠于職守的一面，表現了他忠厚、善良的性格；而他默默的憂慮則表現了其在命運面前掙扎與無奈的矛盾處境、矛盾心理，這種心理固然帶有魯迅筆下的“國民性”，但我們從中看不出絲毫虛假和矯情，感受到的只有令人悲憫的淳樸和良善。文中儺送、天保兄弟對于愛情沖突的態度、翠翠真純細膩的心理活動等等描寫，亦無不洋溢著同樣撼動人心的人性美。

　　在沈從文其它作品塑造的一些類型人物如妓女、土匪、軍人諸色人等身上，也都閃射著人性的光輝。《柏子》《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等篇中，我們看到的是水手和邊鎮妓女分手時的盟誓、離別后的眷戀和艱澀日子里的兩心相依，“肉”的占有上升到了“靈”的溝通，彼此充滿了同情、愛慕和慰藉對方的真情。他們是沈從文“邊城”世界中特殊、畸形的一群，但這種畸形并不同于已被扭曲、異化了的都市妓女與房客，它是非常的，但人性是正常的。沈筆下出現的另外一些社會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船上岸上》中的賣犁老婦人，《鄉居》《王嫂》中的普通女傭形象，雖然愚昧、迷信，但本質上同樣忠厚而善良，閃發著人性的光芒。這些人物身上，蘊藏著一種素樸的人性美，這種人性美是同作家對“城里人”人性丑的憎相對照的，是沈從文“邊城”情結的一大淵藪。

　　(二)自然美：“邊城”世界永恒的風情

　　自然美與人性美一道，共同營構了沈從文的“邊城”情結，吸引著棲身都市的沈從文的心靈皈依。自然美在沈的“湘西文學”中，主要也不僅僅指旖旎多姿、秀麗誘人的青山綠水、老城古道、磨坊野渡，更本質的還是指一種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上的“自然”風格。西方哲人蒙田認為：“愚昧和無知為幸福之源”；我國思想家老子則宣揚“無為而治”。沈從文沒有蒙田那么偏執，但他基本上接受了老莊哲學。他講過“自然似乎‘無為而無不為’，人卻只象是‘無不為而無為’”的話，可見他向往的是原始的“無為而治”，而非現代民主政治及其他。

　　于是他美化地抒寫理想“邊城”中的“自然美”。他寫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動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日里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新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之后，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見《邊城》)；寫虎雛身上原始的生命力：“一如跳到海里，小豹子也是寓于深山大澤方能發展的生命”(見《虎雛》)。人與自然兩相和諧，彼此依存，可見一斑。翠翠的本質是淳樸、高潔的，猶如深山流山的一線清泉，從未受過工業文明的污染，仍然保持著透明和純凈；虎雛同樣保持著自然、淳厚而野性的品質，生命力勃勃而富生氣，遠比精神狀態上始終是閹人的都市腐朽階層要高貴和強健。這種自然美——美好與和諧，本真與純樸，在沈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見到。

　　沈從文或許是太鐘情于心中的理想“邊城”了，他竭力標舉帶有濃烈原始野性的“邊城”風貌，美化“邊城”的自然宗法關系，肯定并追求古老的價值取向，贊歌重情義、輕財利的“邊城”信義，以致忽略了現實生活和時代要求，藝術個性掩蓋了時代共性，因此，他理所當然受到了進步文藝界的批評。現在，則有專家認為，沈創造的“邊城”世界，實在是對當時腐朽沒落勢力的另一種刻骨銘心的反動。

　　二、皈依“邊城”

　　在上面的文字里，筆者對“邊城”情結作了簡略的概說，并把它作為沈從文文學人生的終極追求。在以下的篇幅里，作者打算探討一下沈從文從茶峒走向都市并最終靈魂皈歸“邊城”的歷程，以尋求其“邊城”情結產生的真正原因。

　　一九二二年，二十歲的沈從文懷著對新生活的無限遐想，單槍匹馬打進了北京城。從此以后，他一直棲身都市漫度著自己近三十年的文學人生。在闖進都市以后的日子里，沈屢屢以“鄉下人”自命，透露出他綿綿不絕的“邊城”情結。筆者認為，在沈棲身都市的漫長日子里，他的“靈”與“肉”是背道而馳的，身處都市，心卻在苦苦營建著理想的“邊城”世界。這一帶空想色彩的“邊城”的現實背景，就是實實在在的湘西大地。

　　(一)“鄉下人”：湘西文化心理的旗號

　　湘西文化心理，斑駁而復雜，這里筆者借用沈常提及的三個字來概括：鄉下人。現實中的湘西，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也非沈苦心營就的美好“邊城”。湘西子民歷來飽嘗苦難，土司和流官的殘酷統治，是其一。官府歷來對湘西實行武治，動輒屠殺恫嚇。據官方云：“明末苗種日繁，奸民竄入者亦為苗，往往出劫鄉村。…厥后徐祁馮莫四都督進剿，斬苗萬余級……。”無厭的盤剝和“奸民”的誣蔑，使湘西人文化心理日趨敏感、自尊，具有反抗意識和剽悍氣度，仇視城市文化之一的官方文化，拒絕外部同化，因此本地聞人歷來多倡言自治。與此同時，貧脊的土地，落后的經濟，艱辛的生活，一方面促成了民眾的互恤團結，另一方面則限制了湘西人的眼光，只要能獲得基本的生存，心理上便滿足了。由于生活方式的單調和文化水準的落后，人們普遍接近自然、從自然中尋取樂趣。在這個閉塞的原始王國中，就依然保存了人類的本真心靈、人性的落拓不羈和優美動人處，形成了人與人和諧親近、重義輕利的古樸民風。原始的詩情和未來的憧憬，歷史的侵掠和現實的艱澀，內部的淳厚和睦與外界的仇視傳承，就站立成為湘西文化心理的大背景。

　　應該指出的是，沈從文在闖進都市并抗擊都市文化之前，“鄉下人”的生活品格對他并沒有太多的引力，所以他只身走進了北京。在與城市的交手中，沈終于發現了“鄉下人”的閃光處，并在心里大肆懷想和美化，借以擊敗“城市人”，筑起心中堅實的精神城堡：“邊城”。1936年，沈從文寫道：“我實在是個鄉下人。

　　(二)“城市人”：亮麗的臺面與難看的后臺

　　遙對城市文明，亮麗而輝煌；觀照腳下鄉土，苦澀而鉛重——少年沈從文決定“把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他去了北京。我們完全可以想見在都市茫茫的人海中，孑然一身的沈從文尷尬而苦慘的情景：遭受著城市的拒絕和冷眼，這冷眼象冷槍一樣射殺著他對都市的美好夢幻；在熙熙攘攘中他感到空前的孤獨，在霓虹閃爍中他覺得分外的寒冷。……他開始以批判的眼光仔細審查城市光艷的臺面，并毫不客氣地搜捕城市難看的后臺，他終于認清了城市的“布局”。他寫的《八駿圖》《紳士的太太》《都市一婦女》等諸多篇什，不無偏激地指出，所謂“城市文明”，就是北京街頭“成雙成對男女關上門后干的勾當”；他認為這個世界充滿不平等、無聊腐敗和墮落，是由那些比較富有的一幫紳士組成。在這里，我們注意到，沈從文把“一幫紳士”當成了“城市人”的代表，而只字不提城市貧民，這顯示了他批判“城市”的合理性和選擇性，他似乎認為城市貧民應當與他一樣同屬“邊城”子民。城市的病態和異化，使他重新拾起了“鄉下人”的一切，并深深地懷念起溫厚、古樸的鄉土，向往起心中的樂土“邊城”來。這時的沈從文，雖然仍舊浪跡都市，實際上他已經開始了對鄉土的想象和重建：這就是“邊城”世界。正如當年只身追逐城市，現在，他要靜靜地構筑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園，并進行靈魂上虔誠的皈依。1986年，即他逝世前兩年，八十四歲高齡的沈從文寫道：“我人來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終是個鄉下人，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我家鄉那條沅水和水邊的人們。我感情同他們不可分，雖然也寫都市生活，寫城市各階層人，但對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較喜愛那些描寫我家鄉水邊的哀樂故事，因此，我被稱為鄉土作家。”(見《自我評述》一文)

　　四十年代末，沈從文開始與“城市”和平共處，并了結了自己的文學生涯轉向史學研究。但他依然在自己的精神王國中保存著那方理想的“邊城”；他毅然以犧牲自己的文學生命為代價捍衛對“邊城”世界的忠誠，直到生命之火熄滅。

　　沈從文：永遠的“邊城”子民。

　　(注：大學畢業學士論文。一晃十八年過去。此處刪除了標注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