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1920—2008) 福建莆田人，著名詩人。曾任湖南大學、湘潭大學教授，全國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春天——大地的誘惑》、《第一次愛》、《媽媽、我和我唱的歌》等。

　　關愛·視點·印象

　　對于彭燕郊，發生了“第一次愛”的大力量是戰爭。但是戰爭不僅使他歌頌戰爭本身，而且化腐朽為神奇，使他對于戰爭以后的一切，都好像初次看見一樣，有著無窮的驚異與興奮。住在一個屋子里頭，他的抽屜里有一個小孩子們玩的萬花筒，似乎已經破爛得不能再玩了，他用各種顏色的紙片把它捆好，從黃金友和銀河牌的煙盒上剪下它們的商標，貼在上頭，使它美觀。如果天晴，如果他又沒有事，我們就會看見他坐在床上，閉著一只眼睛，睜開另外一只，兩手捧著萬花筒朝窗外瞧，一面瞧，一面轉著拍著那玩具，口里不住地叫：“好看極了，美極了，這個更好，怎么這樣好看呢!這個丑，丑，不要!媽的，滾開……”

　　這世界，在彭燕郊看來，也就是一個大萬花筒。這里面許許多多的事事物物，我們大家都看見過，可是很少人覺得稀奇，很少人發生興趣，甚至看慣了，雖然天天看見，也和沒有看見一樣。彭燕郊卻不同，他看什么東西都是新奇的。

　　而且他不但對于我們常見而漠然了的東西發生興趣，還能從大家共見的東西上看出我們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紺弩：《彭燕郊詩集《第一次愛》序》

　　彭燕郊，抗戰時期的著名青年詩人。解放后在湖南湘潭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受胡案株連，十來年未能執筆寫詩。平反后，他為了教育青年文藝工作者，也為了改變十多年來譯詩的混亂和受冷遇的狀況，而從事收集、挖掘、約請名譯者譯詩，編輯了“詩苑譯林”數十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統地介紹古典詩人和世界各國各種流派的有影響的詩作，使愛好新詩的讀者對世界詩歌藝術的發展有個系統的認識。他為這套《詩苑譯林》的出版，付出了多年寶貴的時光。

　　最近在湖南發行的大型文藝期刊《芙蓉》上發表了兩首長篇散文詩《漂瓶》、《混沌初開》。不僅文字優美，且內容豐富，帶有哲理性，讀后令人沉思。

　　——梅志《路翎和彭燕郊》

　　彭燕郊顯然有過更多的輾轉反側，更多的長夜不眠，因此他比我還要清醒，說白了，就是他把一切都看透了。此外，在結構方面也作了全神貫注的經營。否則，從內容到形式，都不可能達到如此汪洋恣肆又寧靜澄澈的境界。 對燕郊的《混沌初開》，我卻有一個固執的看法：它是一部真正的長詩，二萬四千字的長詩，氣勢磅礴，光彩照人的長詩，記載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文學家心路歷程的長詩。

　　這是完全非人間的X光，仿佛洞穿了燕郊的靈魂，赤裸裸的，透明的，纖毫畢露的。我之所以能“看”到這靈魂，其前提條件，自然是我也得剝光自己全部的繭殼，露出靈魂與之對應。

　　我的靈魂緊緊跟定他的靈魂走。

　　愈往前愈輕捷，但也愈有更強烈的痛感。這個痛感，包藏著不可分割的兩重蘊涵，一重是痛苦，一重是痛快。

　　這是燕郊的靈魂的獨白。

　　又豈僅是燕郊的靈魂的獨白?

　　就詩論詩，我敢斷言，《混沌初開》又會擺在什么位置上?總不至于成為第二個《饑餓的郭素娥》罷?!

　　——公劉：《混沌初開序》

　　對于那場煉獄以及它在知識分子精神心理中所留下的影響，也許迄今為止，一切理智的評論還顯得相當的羸弱無力。但是，這個集子表明，至少當事人更有勇氣正視它，更有資格用自己的方式來談論這段歷史。這種文本的抒寫，既需要抒寫者擁有與來自社會的種種喜歡避危趨安的世俗常相抗衡的道德力量，并且還得準備承受住舊事重提、重新掀動這段往日的情緒記憶之際，勢所難免的心理乃至生理肉體上的陣陣攪痛，因而格外需要“抉心自食”式的“存在的勇氣”在場。

　　尤其是，《夜行》中的不少文本，直接草成于事發的當時，是憑著抒寫者一遍遍執拗的默寫，得以幸存下來的斷簡殘篇。如果說，在時光沙漠的掩埋中，歷史往往已變得難辨真偽，那么這些文字，便天然地對時光沙漠構成了有力的抵御，它們在向世人出示其彌可珍貴的見證價值的同時，也向人們出示了抒寫人對自己生命體驗的忠貞、自信和堅持。

　　它們對人曾經有過的存在境遇的蒼涼況味，對精神苦難的理解，以及如何使得苦難轉化為人性智慧的資源，均有很深的體驗和反省。其懸示來者以軌則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混沌初開》對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人性及自我反思精神趨于萎縮的歷史痛下針砭；將完整的人格及凌厲的自我反思力，與精神的強健和闊大維系在了一起。在詩的理性境界上別開一面，使詩境生出一種近時不多見的巍然大氣，成為有關人的精神深度和寬度的一個文化隱喻。

　　——李振聲：《存在的勇氣或拒絕遺忘》

　　《夜行》中的詩，有的好像是用質樸無文的俚言俗語粗率地記下的生活體驗，有的卻又像是用閃閃灼灼忽明忽暗迂回絞繞沉浮不定的UFO式的文字寫出的《天問》或《伊索寓言》。這一時期，是彭燕郊“與真理一同受難”的時期，詩的語言向復雜化、微妙化、畸形化的變異，是由于他的心靈在壓抑與抗爭中遭到了扭傷。因而，詩的精神重心，主要趨向于對生活的質疑與對真理的追問。

　　正是他在苦難中特殊的生活體驗，使他積貯了豐厚了心靈財富，為他詩歌藝術超常的變異與開拓性的發展，奠下了深固的基石。尤其是在語言的變革性實驗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很有些“金丹初煉”的意味。

　　(這種)由微妙的心靈感受所構成的詩境，是一種“超驗的詩境”。用語言去表達這“難以言傳”的“超驗的詩境”，使詩的語言不得不成為獨創的、藝術變異了的語言。這種變異了的語言，不可能是純粹記敘、純粹描繪或純粹抒情性的，它雜合三者又超越于三者之外，形成了一種傳達心靈信息的藝術化的語言。只有這種藝術化的語言，才能傳達出“不能算是生命的生命”、“惟一知覺就是無知覺”和“抹掉時空、掏空時空”的“大空白”的那種狀態。這種變革了的語言，在1978年以后彭燕郊后期的散文詩中，成了一個藝術的主特征。

　　他還寫過一些洞察幽微與富于批判精神的詩篇，如《馴詩人》、《靶魂》、《鐵腕》、《蛻皮》、《石膏固定》、《沉默》、《啞禽》、《說文解字》、《忍經》等。在這些詩里，我們似乎看到一種把怒火壓縮成冷嘲，把嫉恨鈍化為幽默的風格。

　　彭燕郊的《混沌初開》，更明顯地具有“人曲”的精神特征。彭燕郊是從他數十年歷劫經焚的心靈體驗中，領會到人的生存，有時在無涯際的紛亂中茫茫然會失落人之為人的一切，要經受生與死、顛倒與畸變、異化與沉淪……種種最深重的苦難、戲侮與折磨，才能回歸人性的本真并超越自我而成為新人——自由人。他把他的心靈體驗，通過超驗的藝術想象，擴展、升華為一代人的“精神史詩”。他所付出的辛勞是卓絕的，這部長詩，無論就其精神內涵的深邃或其藝術語言的新異來說，都達到了中國當代詩歌的第一高度。這險峰獨步的彭燕郊，應該是我們當代詩壇的驕傲。所以，當有一個刊物的編輯向我提問“你認為中國文學界誰最適合于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時，我說：“彭燕郊!”

　　——石天河：《險峰獨步的彭燕郊》

　　波特萊爾有言：無偏袒即無批評。燕郊晚近之作，我常有幸讀到手稿、抄件。積年印象是：其間上品，精純清新，楚楚落落，如秋水春山，明霞星光，以其獨特風致，誘人遐想，啟人遠思，直欲與詩人攜手結伴，進入他創造的那個足以清神洗心、凈化靈魂的世界。尤其是那些寫水、光、云、影、音、色、線、畫的篇什，化無形為具象，狀無聲使有聲，皆富醇厚的質感而可見可聞可觸可親。此種境界，雖不能說并世無兩，然也鮮有人能。因此，友人聚晤，談所見詩，我常放言無忌，說彭燕郊這些詩是最好的；且隨年事積增而越寫越好，已成“詩怪”。人們不是常吵吵嚷嚷地要“走向世界”嗎?當仁不讓，讓些詩就是。

　　——朱健：《水光云影話燕郊》

　　1949年以后，整個中國文學話語系統包括其語調、風格等，都似乎陡然間便整齊劃一地轉移到一種與往完全不同的范式之中，但這并不意味著那些真正頑強、忠實于自己內心真實感受與思考的藝術家心靈的荒漠化，潛寫作、潛思想的價值與意義正在于它展示了藝術家們頑強反抗異化的真實歷史場景。彭燕郊在因“胡風案”被囚中寫下的散文詩，是這一時代中國文學潛寫作與潛思想“在場”的重要見證。在這組奇異的文本中，曾經風行一時、籠罩一切的社會思想異化方式(“改造”、“專政”等等)不再是凝固僵硬的歷史碎片或過去時態的語言符號，而是永遠鮮活生動的現場實錄。這一篇篇充滿荒謬感與反諷意味的精神獨白，與當時的“審訊交代”完全針鋒相對，是對歷史、對真實自我的“交代資料”和“思想匯報”，是詩人“應付”和抗拒審訊時心底深處的“活思想”，因此它們與詩中透露出的審訊場景構成了一種復調性的內蘊，令人顫栗地展示了：身處異化潮流與異化運動傳送帶上的“人”，若要堅持對“自我”的確認，堅持對人格尊嚴的守護，若要抵御“恥辱的窒息與劇痛”的折磨(當感覺不到恥辱時就意味著已經被異化)，進而學會“欺騙”自己(這也是抵御異化的一招，“當犯人的最大收獲是學會裝傻，學會真話只對自己說”)……需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由靈到肉又由肉到靈的拉鋸式的劇烈絞軋——彭燕郊以不斷默寫這些詩歌等方式，抵御自我的消解與淪落，堅韌而執拗地抗拒著異化的全方位侵蝕——這樣的潛寫作、潛思想，是一位藝術家生命體驗與藝術良心最純粹的展現。這種深刻的生命體驗與感悟在30年后孵化了彭燕郊最重要的自由體詩《罪淚》中的題記“恥辱多么美，恥辱需要多大的勇氣”和那個涵蓋了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與心靈運動的“小丑”形象。

　　他認為現代詩是“用思考代替著抒情”，“由抒發轉向內省”，在“描摹思維過程為主體的整個精神活動過程”(即“精神現實”)中發現“新的美”：“思考的美”。而在“抉心自含食，欲知本味”的酷烈的內心搏斗中，必須“正視靈魂的痛苦，展示靈魂的痛苦”。彭燕郊這樣要求現代新詩，同時也更嚴格地這樣要求60歲以后的自己及自己的創作。

　　他特別注意詩性語言方面的探索，例如在其散文詩雙璧《德彪西“月光”語譯》和《無色透明的下午》中，語言的詩性與美滲透到了整個作品的思緒流程、結構、意象組合、語句排列乃至語感之中，化成了一種肖邦夜曲與前奏曲式的通體充滿靈性的精神意境，其詩性是由內而外地滲透在詩中的，達到了閱讀或朗誦時即使不理會其意義也能從語言本身獲得一種純粹的詩意語調美和語感美的境地——它們證實了：現代語體詩歌也完全可以創造出古代格律詩(如杜甫《秋興八首》那樣從內容到形式都臻于完美的佳構。在他充滿敏銳的藝術感受力、獨特的藝術想象力和執拗的藝術創造力的詩作中，常常出人意料地迸發出美得讓人心痛的藝術與人性的閃電，直擊讀者心底深處最敏感的神經。彭燕郊詩學探索的先鋒性毫不亞于青年詩人，卻更渾厚、更大氣。

　　彭燕郊和他的散文詩已成為當代中國詩歌中一個不可回避、無法繞過的現象，他使20世紀之初中國新詩源頭處《野草》的偉大傳統在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之后，終于在世紀之末重續起來并得到了發揚光大。我們完全可以借用雨果評說波德萊爾的話來評說彭燕郊：

　　——你在前進，在向前突進，你把未知的陰冷的光賜給藝術的天空，你創造出了新的顫栗!

　　——龔旭東：《他創造了“新的顫栗”——略談彭燕郊的散文詩》

　　燕郊其實應該是沒有年齡的，活到一千歲，還會保存著一顆年輕的心，永遠逐無涯之“知”；外貌也許有改變，頭發白了，皺紋多了，可是其他一切都不會改變，特別是對詩的熱愛和忠心不會改變，我想，假如不讓他寫詩(寫和發表是兩件事)，他會活不下去。另一件必須補充的事是：他一直是熱心幫助朋友，扶掖后進到了幾乎奮不顧身程度的同一個彭燕郊。

　　人和作品在歲月推移中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形。翻開湖南文藝出版社一年多前出版的《彭燕郊卷》，從第一卷《畫仙人掌》到最末的《混沌初開》，從單純的情、物描寫到多向性的思維，是非常大跨度的跳躍。一首一首地讀，你會發現他較早期的作品已經具有豐富彩色的特點，后來更進而蘊含聲音、光和影；我想這是得益于他在文學以外的多種藝術如繪畫、雕塑、舞蹈、電影、音樂(包括西洋古典音樂和傳統的民間音樂)等等的廣泛興趣。你幾乎可以看見詩人怎樣不斷向自己挑戰以及每一次新嘗試的努力。結果，他較后期的作品表現為文學、繪畫和音樂三位一體的結合，一如《混沌初開》中三位一體的“信”、“第二位”和“非我”的結合。他的自我挑戰和嘗試是不會停止的，我相信會繼續到永遠。

　　——陳實：《彭燕郊這個人》

　　彭燕郊早期的詩作，正是從鄉土開始的，至少散文詩創作是這樣。但是，在歌唱鄉土的時候，彭燕郊著眼的并不是自然山水，他關注的是輾轉在這土地上的生活，由各種不同的生活場景所構成的農人的命運，始終不曾改變的黯淡的命運。彭燕郊充分利用了散文的自然舒卷的特點，展開相關的情景。詩人最終是情感的、聲音的，而不是畫面的。他不但看到了黯淡的一面，而且聽到了畫面背后的呼叫、呻吟、心靈的最微末的震顫。

　　詩人的道路是內心流亡的道路。彭燕郊的詩沒有“還鄉”——近年流行的洋式說法是“尋找精神家園”——的意念，只有出發再出發，這是頗異于其他的中國詩人的。他的散文詩，有一個部分，明顯地留下魯迅《野草》的痕跡：陰郁，晦澀，冷峻，譏誚；但是，主要的影響還不是藝術的，技法的，而是精神上對自由的皈依。是流亡將詩人的鄉土情感提升為一種精神。對自由的追求已然脫離了物質世界，逃離了傳統世界；自由精神是現代精神，它既是個體的，自主的，但也是關于人類的，世界的，因此，詩人必要擔負超出于感情之上的痛苦，智慧的痛苦，這種痛苦是更為深廣的。精神上的流亡，使詩人得以保持恒在的狀態。

　　1942年，彭燕郊寫了一組山水詩。寫的是境界，哲學，是一生中鍥而不舍的追求，始終堅持的理念。令人奇異的是，彭燕郊從東方的政治生活出發，他的散文詩里完全沒有現代城市的意象，但是顯示的藝術效果，卻又與世界被割裂的狀況，與西方詩人是一致的。或許，他是通過魯迅的《野草》而遠溯波德萊爾的，也可能是直接到達波德萊爾那里。在現代詩歌傳統中，他與波德萊爾最為接近；他做不成唯美的詩人，惟以非美為美，播種另一種“惡之花”。

　　在中國詩人中，彭燕郊是富于創造力的。他的散文詩，保留了來自鄉土的秀美而又肆意加以破壞。他不倦地行走，探索，帶著自由加于他的創作，努力找尋一種契合于現代中國和個人命運的藝術形式。在那里，有斑斕的意象和色彩，有音樂的韻律，跳躍與空靈，有寓言的情節，有散文的鋪墊和描畫的隨意，有戲劇的對白和場景的轉換，有雜文的閃電般的諷刺和檄文的直接打擊。詩人在使藝術的形式適應于本質的形式時，他動用了可動用的手段，使散文詩到達相當的“密集度”。勃萊有一個譬喻很漂亮，說：“一首好的散文詩，如一只狼獾的爪子，以其始終如一的密集度使我們感到興奮。”我們看到，在彭燕郊的散文詩中，布滿了狼獾的爪子。

　　——林賢治：《彭燕郊：土地，道路，精神創作》

　　(原載《文學界》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