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

　　大寒——

　　大寒是二十四節氣之一最后一個節氣。每年1月20日前后太陽到達黃經300°時為大寒。《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十二月中，解見前(小寒)。”《授時通考•天時》引《三禮義宗》：“大寒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謂之大……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

　　大地的守望者

　　——大地沉思錄之訪談

　　訪談人：老四 詩人、作家、《齊魯周刊》記者

　　受訪者：喬洪濤 作家、農民、《大地筆記》作者

　　老四：春、夏、秋、冬，二十四節氣，一本書，十幾萬字的文字，我讀出了“一塊菜園的二十四節氣歌”，你終于向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做了一個小小的總結，一個自稱詩人的小說家的情感歸宿。為何要寫這樣的一本書?它的意義在哪里?是對自己過去的總結，還是對于現實的一種對抗?

　　喬洪濤：我越來越覺得，一本書或者一塊地的命運，總是冥冥中和人有某些神秘機緣的。2011年，年過三十歲的我，在習慣了十幾年枯燥辦公室工作和寫作了十幾年之后，因為一個突然的想法和巧合的機緣，我和幾個朋友得以在城郊瓦河邊租種了一片土地，得到土地的那天，我有了好久沒有的幸福感和回歸感。我站在地邊上，放眼望去，仿佛看到了一片綠油油屬于我的莊稼，我激動地在田塍上用腳步量來量去，甚至拙笨地畫了一張平面栽種圖，來滿足我的一塊田園的美好烏托邦設計。

　　那時候，還沒有寫這本書的想法。寫書的想法是在種地的過程中一點一點的產生的。2001年至2012年，那塊地我堅持種了兩年，兩年之后，突然來了一群拿著尺子、戴著頭盔量地的人。很快，那塊地被城市擴張征用，現在變成了一個五星級大酒店的地基。那一段時間，我一邊艱難地勞作，一邊在重讀梭羅的《瓦爾登湖》和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站在土地上，看著前輩的足跡，我有了寫寫這塊地的沖動，當我提筆寫下“立春”這兩個字的時候，我的靈感和情緒被激活了……其實，那時候，還僅僅是抱著一種筆記記錄的心態，所以，2012結束了種地之后，我才寫完了春季。之后，擱筆一直到2014年春天。2014年，我的小說寫作遇到了新瓶頸，我處在寫作的痛苦和生命的困惑之中，不能自拔。常常一個人在田地里發呆。我回想起這些年來的閱讀，想起那些小說之余我零零散散寫過的幾十萬字的散文，受到《人民文學》“非虛構”寫作和新散文“在場”主義的啟發，我突然覺得我的散文觀應該發生巨大的改變——我厭倦了那些無病呻吟的濫抒情、千篇一律的游記說明和一段故事加哲思的所謂“美文”，突然感覺，文字、語言甚至情感對于散文都不重要，散文最重要的應該是作家的生命和寫作態度，是一種作家精神和情懷的展現。這讓我的頭腦思路瞬間清晰起來，一本屬于中國的《瓦爾登湖》的樣子在我的腦海慢慢浮現，我要以身體力行的靈肉體驗，貼近大地，以“在場”的姿態，寫一部大地之書，這本書的意義不在于它的內容，而在于它的象征意義和作家的生命觀的呈現。

　　這個想法讓我激動，這是通過向大地致敬、向經典致敬，完成我對自己以往散文寫作以及當前“泛散文”寫作的反叛和批評，實現我自己散文寫作的涅槃蛻變和自我拯救，這是我第一次如此自覺、如此雄心勃勃地進行散文寫作，我想這將是我散文寫作的總結和新起點，也是我文學觀甚至生命觀的里程碑式的轉折點，我也期待，它會帶來我小說觀念的改變，打破寫作和生活的瓶頸，進入一個新的未來。

　　正如您所說，這是一個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情感歸宿，是對過去的小結和對未來的開啟，這本書對我個人的意義甚大，當然，我也希望，這本書對其他人也會產生意義。

　　老四：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之后，這幾年，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等等，仿佛是對過去生活經驗和現實中國的一種總結。你的總結和他們有何不同?

　　喬洪濤：任何一個人的經驗都是不同，任何一個人的書寫也都是不完全相同的。二十世紀末，劉亮程扛著一把鐵锨這里挖挖、那里戳戳，把《一個人的村莊》奉獻給我們的時候，讓我們大吃一驚：散文原來還可以這樣寫!那種散文的思維和寫法，是劉亮程獨家所有的，震撼了散文界。到梁鴻、熊培云，包括喬葉的《蓋樓記》《拆樓記》和李娟的《夏牧場》《冬牧場》，被冠以“非虛構”的寫作，作家以在場的身份，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描摹生活，其實這不就是“報告文學”嗎?但我們讀來為什么和報告文學不是一個味兒呢?我覺得主要是作家身份介入的方式不同，以往的報告文學，總是在傳遞正能量的前提下變成了歌功頌德的文體，每一字一句都是端著的，而“非虛構”是放下身段，用一個“知識分子”的“人”的標準去寫作，這標準不是道德標準、不是政治標準，所以這樣的散文就帶來了真正的震撼感。他們用這種態度、這種筆法去總結現實中國和生活經驗。

　　《大地筆記》與他們還有不同。大地筆記不是總結，也不是啟發，它的姿態是與地面平行的，忠實于記錄，它側重的不是文字表現的是什么，更看重的是作家的生命狀態和思想狀態，以及精神狀態。它要表現的是現代文明下人與土地的緊張關系，是對一種生活方式的懷念和追憶。

　　這本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更多的它屬于一個人的生活記憶，是私家筆記。而且，總體看來，它的結構和體例也有很豐富的變化，春部是描寫記錄，夏部是詞條解說，秋部是回憶渲情，冬部是沉思自省。

　　老四：這是一個80后的鄉土經驗，土地對于我們來說，既是那么遙遠，又無比親近，這是揮之不去的身份烙印。土地之于你意味著什么?你是如何超脫于前輩，又向前輩妥協的?那些已經逝去的鄉土經驗，如何在你的現實生活或文字世界里死而復活?

　　喬洪濤：一個出生于鄉村的80后，經過個人努力，被時代裹挾，來到了城市，告別了土地。我們80后這一代大概可以稱得上是過渡的一代或者斷裂的一代，我們吃土地的奶長大，又背叛土地，逃離土地，最后再思念土地、回歸土地。我們上一代，他們一輩子屬于土地；我們下一代，他們一輩子屬于城市。在這個夾縫中，時代的變遷施加于個人的敏感，必將產生這個類別的記錄者和書寫者。我是，你也是。我以散文和小說為工具，你以詩歌為工具，本質是一樣的。

　　土地之于我，意味復雜，難以說清。在我所有的文字中，幾乎都有這樣的情結表達。我們的前輩和我們的區別在于，他們一心種菜種田，他們看重的是秋天的收獲；我們一邊種菜，一邊左顧右盼，寫作表達，我們看重的是春天播種夏天陪侍，秋天的收獲我們并不在意。因為，收獲換來的效益是父輩的目的；我們的目的并不是物質的收獲。這算不算是一種超越?

　　至于那些逝去的鄉村經驗，許多我都親自參加過，比如割麥、曬麥、澆園、賣菜……它們成為我記憶中的深刻而美好的部分，一旦我再一次接觸土地，它們便全都復活起來，應用起來，我只是忠實記錄下來，就可以成為鮮活美好的文字。

　　老四：過去—現實的交錯，即過去的鄉土記憶和當下的南坡生活的回環交錯，顯示出你無時無刻不在試圖重現記憶中的情景，而又對一些散亂的故事抱有懷念的敵意。要表達什么?或者說為什么要用過去的矛來擊打現實的盾?

　　喬洪濤：面對一塊現實的土地，你無法不喚起舊時的鄉村經驗。具體說來，是面對魯南茶棚村屬于我的土地，不得不回憶起少年時魯西南喬辛村的鄉土記憶。《大地筆記》春部我完全忠實于當下土地的描摹，從夏部到秋部，我改變了寫法，不再僅僅言說當下，我把過去的土地記憶和之前狀態下所寫的鄉土敘事加進來，使二者形成互文對比，正如您說的，既無時無刻不在試圖重現又懷抱有深深敵意，正是這種矛盾，帶給我困惑、思考、掙扎和突破，這也正是我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迷惘處，也正是這本書得以產生的原因。

　　老四：南坡——構成了當下社會的一個烏托邦，或桃花源，讓人向往，這是你一個人的烏托邦，我也想進去，經營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可惜我所生活的世界見不到田園——走十里地才能到城鄉結合部，而那里遍布工廠和塵埃，再走不知多久才能遇見農田，而那些農田又是那么脆弱，麥苗上附著著化工廠排出來的顆粒——我們是最后一代腳踏兩條船的人，一腳在鄉村，一腳在城市，回不去鄉村，進不了城市。如何理解這種雙重身份?刻意向城市的核心扎堆，和向土地回歸，兩者有著怎樣的聯系?你是如何“扎堆”，又如何“回歸”的?

　　喬洪濤：我們這代人的身份復雜，在上面我已經說過。這不是我們個體的問題，是一個群體的掙扎。這種掙扎必然伴隨我們的生命存在，直到終結。我們這代人書寫者特別多的原因也在這里，他們對身份的不認同感、雙向的掙扎感，產生了焦慮，這種焦慮襲擊者他們的心靈，讓他們急于表達。

　　我和你的“扎堆”和“回歸”是一樣的。當然，你比我“扎堆”的更深入，直抵省城；我比你“回歸”的明顯，我擁有了一塊你家鄉的“土地”。

　　老四：每個作家心里都住著一個陶淵明——如何理解作家和土地的關系?是文字的過分依戀，還是內心情感的肆意表達?

　　喬洪濤：陶淵明為我們描寫了一個“世外桃源”，他自己本身以自己的言行也成為中國心靈中的一方“世外桃源”。我們心中都有他的影子，都有“東籬”，都有“采菊”，也都有“南山”。你我讀大學時都讀的中文系，中毒尤深，所以說，我們兩個算是一個極致典型——受陶淵明們蠱惑選擇了學中文，學了中文又進一步堅定了陶淵明的“世外桃源”。

　　作家與土地，一個永遠說不清的話題。

　　老四：菜園是一個世界，我父親種了一輩子菜，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在菜園里度過的。我了解菜園里的幾乎所有故事，而今，我已有一年未去菜園，或者早已生疏。種菜，收獲多少?你的餐桌有何改變?

　　喬洪濤：我父母也種過多年的菜園，這兩年種菜，收獲的并不多。收獲一點黃瓜、茄子、辣椒，不是被蟲子咬了，就是歪瓜裂棗，老了壞了。多的時候，也收回來分給左鄰右舍來吃，大家都驚喜地說是“綠色食品”，“有機蔬菜”。這可見，非綠色食品和無機蔬菜霸道和擴張的程度。我家的餐桌在那兩年里有一點點的改變，但我也是一個隨遇而安的懶人，原則性并不強，吃自己種的菜會有一種幸福感，吃超市里買回來的菜也會有一種幸福感。土雞也吃，肉食雞也吃；螞蚱也吃得，喂養的肥魚也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