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記錄風景人物，有三種方式，一是用文字，二是用繪畫，三是用攝影。文字成本低，盡情鋪灑；繪畫的成本也不高，所以在書簡中有不少畫作；攝影成本最高，但最逼真，是最直接的一種記錄方式。所以文字不能為的時候用繪畫，繪畫不能為的時候才用攝影。攝影，以其更客觀更準確的表現，呈現著沈從文手中的相機的功能。

　　沈龍朱對爸爸的相機有記憶，他說：“那是他自己買的，伸縮暗箱，伸縮鏡頭。這么一打開，很小的鏡頭。他以前照過很多相，包括在蘇州的一些像片，可能都是用他那個照相機照的。還有我的五舅舅是照相迷。爸爸自己照相，好像在云南照過一些，但是真正留下來的東西，我手頭不多。我們在一起照的機會也不多，他可能單獨給某人照，單獨給我和媽媽照，單獨給弟弟和媽媽照，但他自己參與進去的機會不多。爸爸不是為工作用的，只是玩。但是膠卷貴，沖印很麻煩，所以他并沒有拍攝很多照片留下。我小時候，爸爸的相機已經貼上兩塊橡皮膏了，伸縮暗箱漏光不行了。三舅張定和給相機糊上橡皮膏，涂上墨。那時就已經壞到這樣的程度了。”

　　沈從文買了照相機，只把它用于一般意義的紀念性照相，并未給自己的攝影術提什么要求。但是，這不等于沈從文不懂攝影。雖然他也曾說過照相“只是從光影分配布置中見巧的藝術，其藝雖巧成亦不甚困難”，但他終于沒有想到自己去從事這個工作。

　　沈從文的名篇《云南看云》，其實是觀賞了攝影家盧錫麟的影展后，引發的一些感悟。文章寫于1940年的昆明，那時昆明也遭受著日機的轟炸。

　　在沈從文看來，好的攝影作品，一樣是可以教育人的。雖然可能只是一些風光攝影，但是既然是藝術，就不能沉溺在極狹窄的圈子里，而應該對整個社會負責。從沈從文對盧錫麟攝影藝術的肯定，反映出沈從文作為一個藝術家對于攝影藝術乃至一切藝術的態度。從作品反映的社會現實來反思我們每一個人在國家民族發展中要承擔點什么。所以，這篇文章最后，沈從文說：“……我覺得盧先生的攝影，不只是給人看看，還應該給人深思。”

　　自己有相機，并具有極高的攝影理念和極高的藝術悟性，但沈從文對自己沒有這樣的期許，他的藝術工具是筆而不是相機。

　　整日伏案工作成了沈從文的常態。到了沈從文下干校的時期，沈龍朱有了自己的相機。他說：“干校時期我有照相機了。我是工人，早就自食其力了。我買的是海鷗照相機。我給父母、家人留了一些照片，也不多。我就是照。”

　　沈龍朱喜歡騎自行車。1946年從云南回到蘇州，他12歲，恰好可以騎自行車，而蘇州又很容易租到自行車，于是，他就瘋狂地騎車玩。他喜歡在自行車上迎風而行的感覺。在他12歲時，騎自行車還算時髦，而到了晚年，他騎車，環保而健身。

　　剛解放，張兆和先到華北大學參加政治學習，學習結束后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大學附中教書。她本來是教英文的，但師大附中要求她教語文。后來工作調整到西郊一○一中學，離家很遠，張兆和只能住在學校，一禮拜回家一趟。沈龍朱就在家與學校之間跑腿，他說：“我一會兒去送送這個，一會兒又從她那兒拿那個東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