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期，父親為我買了帶塑料封皮的《中國地圖冊》和《世界地圖冊》，還訂了《地理知識》雜志，每次念誦詩詞時，就在地圖上尋找“天姥”“廬山”“東吳”“巫峽”等等，尋來找去，才知道詩人們原來不固定在一個地方，而是四處游歷。中學階段，我成了班上的地理課代表。有一個階段，特別希望生活在徐霞客時代，最好成為他的書童，甚至幻想成為他的女朋友，一起走遍萬水千山。

長大以后，由于長期生活工作在大山深處，幾乎沒有能夠直接請教的老師，走出大山見識外面世界，成為我的奮斗目標。

我是一個晚熟的人，當然，現在依然半生不熟，認真規劃和自覺寫作，也只是近10年的事。在閱讀中逐漸認識到地理地域是文學作品的骨架，題材是作品的核心，便琢磨得有自己的創作富礦，忽然有一天，我把目光投向了一般人需要仰望和敬畏的地方——西藏。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為了看風景，就像我的長篇小說《紅雪蓮》中的南宮羽一樣，立即被一張張笑臉吸引。西藏屬于高海拔地區，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宗教氛圍，使得生活在這片雪域高原上的人幸福指數比較高。在西藏，我感覺，只要生命不出現危機，似乎就沒有不快樂的時候，這一點內地人無法想象。清楚地記得，2010年受中國作家協會派遣，前往堆龍德慶縣定點深入生活，縣上可以派車接送，但我經常乘坐公交車往返于縣城和拉薩城之間，公交車是203路和204路。每次上車，所有人都沖著我笑，其實也不是沖我一個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無論男女老少，都會欠著身子讓一讓，我也樂此不疲，擠到他們中間，咧著大嘴打著手勢，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顛簸中不乏有熱心的翻譯，如果哪一句翻譯得不恰當，就會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從拉薩乘飛機回內地，在重慶停機40分鐘，上來一位內地女性鄰座，滿臉冷漠、焦慮、傲慢，迅速把我從童話世界拉拽到浮躁的人世間，幾分鐘以后，我才確定自己身處何方，姓甚名誰。我敢說，沒有一張純粹西藏人的臉，能演繹出如此復雜的表情和世態炎涼。

這種反差使我深深地喜歡上了西藏，把自己融進去，跟他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傾聽他們的心聲，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因為我相信真誠和真實的力量。

西藏的日子并非風花月雪，觸動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萬物生靈，特別是土生土長的農牧民、在藏干部、援藏干部、邊防戰士，生存非常艱難。同樣，我也遭遇了各種風險。

在藏北無人區，因為汽車陷進冰雪融化的河水里，兩輛汽車互相牽引拖拽，好不容易上了岸，鋼板又斷了。凌晨1點，冰雹雨雪突降，雷鳴閃電，荒原遼闊得毫無道理，鬼魅得無處躲藏。同伴屏氣斂息，我則無憂無慮，看著狼的綠眼睛由近及遠。漫漫長夜以后，我被告知，如果雷電擊中汽車，引爆燃燒，歸宿就是火葬。從此以后，每遇雷鳴閃電，雙肩就條件反射般抽搐。

在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橫斷山區，凌晨2點，我在網吧寫稿，拳頭、藏刀、香煙、吐沫星子在我頭頂飛來飛去，叫罵聲聲，寒光閃閃。

神山岡仁波齊腳下，凌晨3點，雪粒打得手、臉、屁股生痛。冷風利劍一般，把四肢穿越成透明體。為了不被凍壞，快速方便完畢，跟人爭搶避風的座位。一路上，緊緊抱住用哈達包裹住的筆記本電腦，防止再次顛壞。

凌晨4點，堆龍德慶縣醫院院長帶著一位醫生，進到我的房門，給我吸氧服藥，將我從死亡線上拽到鮮亮的人世間。

有一天晚上，我住在離印度僅有5公里處的科迦村村委會，頭頂吊著一只節能燈，卻亮不起來。打電話給翻譯歐珠，他替我買來兩支尼泊爾白蠟燭，并告訴我半夜如果起來，就到煤氣爐上點蠟燭。可能是大腦缺氧的原因，我尋思了好一陣，才覺得這句話有問題，就請他幫我找打火機。

過一會兒他高興地回來，拿著香皂盒大小的一個黃色紙盒，抽出一根火柴，劃拉一下，火星四射。接過這個奇怪的東西，才知道是印度火柴。

還沒有睡到半夜就醒了，是被餓醒的。

摸黑穿好衣服，用印度火柴點燃尼泊爾蠟燭，尋找可以充饑的食物。在一張藏式條桌上，堆放著漢藏兩種文字的宣傳資料，兩面交叉立著的黨旗。舉著蠟燭到了廚房，灶臺上有一個西紅柿，抓起來就往嘴里喂，濃郁的霉味撲面而來，呸的一聲吐出去。什么東西絆了我一下，低頭去看，一只飽滿挺拔的麻袋擋在腳邊，一陣驚喜，心想大概是風干羊肉或牦牛肉，要么是土豆或蘿卜，伸手就抓，抓起了一把干牛糞。

在路途遙遠的青藏高原，我學會了要飯，學會了與所有人和平共處，在寒冷的日月里，總是形單影只。剛剛洗過的頭發，3分鐘就凍成一條條細冰棍，叮當作響地敲打著肩膀和后背。耳環在晨風的搖擺中，滴著鮮血。接打一會電話，手就凍得麻木僵硬。盡管如此，也接觸到許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喜馬拉雅山脈腹地有一所小學，全校師生不到20人，所有師生住校，一年購買一次糧食，每個月從縣城購買一次蔬菜，一學期見不到一個外鄉人。整個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師領學生到河溝洗澡，有時候到邊防連和邊防派出所洗幾次熱水澡。有人對我說，現在一年還能洗幾次澡，老輩人沒有洗澡的條件和習慣，為了減少虱子叮咬，在腋窩和襠部各放一團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會太難受。

校長對我說，校園里哪怕有一棵樹，一小片綠草，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就會提高。

我問陪同的教育局同志，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條件好一些的鄉鎮縣城或者拉薩讀書。

他指著不遠處的雪山對我說，那邊就是鄰國了，有一些地方還屬于爭議區，如果把子女送到更遠的鄉鎮或縣城讀書，家長就會跟著一起住到鄉鎮或縣城，邊境上不能沒有邊民吧。

望著蒼茫的雪山，我則想，這些孩子是否和他們的祖輩一樣，一匹馬，一桿槍，一個老婆，一群羊，在邊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為他們同邊防戰士一樣，無論大雪紛飛還是赤日炎炎，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邏，種地就是站崗，一生一世駐守邊疆，才換來了內地的繁榮富庶，和平與安寧。

那一瞬間，我茅塞頓開，邊疆不僅是名詞，更是動詞。

一次，我隨南疆軍區一支演出小分隊到某邊防哨所慰問演出，當時是8月底，冷風夾雜著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頭間，看見一位哨兵正在執勤，便走過去向他問好。離開哨所的時候，我與這位戰士告別，他向我敬了一個軍禮，然后對我說，阿姨，非常感謝你。

我吃了一驚，睜大眼睛望著他。

他說阿姨，你是我半年來見到的第二個陌生人，是我當兵兩年見到的第一個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長來這里視察，跟我說過一句話，你跟我說了這么多話，所以，我要感謝你。

他說自己快19歲了，來這里當兵兩年，沒有見過城鎮，沒有逛過商店，沒有見過樹木。寂寞壓抑的時候，跑到蔬菜溫棚，看看綠色的黃瓜葉子，紅色的西紅柿，大哭一場，什么煩惱都沒有了，下次難受的時候，再去溫棚。

2009年7月29日下午，在中國武警交通部隊第八支隊一間朝南的辦公室里，我和副政委張毓育交談。正說到高興處，一位軍官敲門進來，拿著一張紙，請張毓育簽字。

我和張毓育面對面坐著，中間隔著兩張辦公桌。從紙的背面隱隱約約看見了兩個字，挽聯。

但是我不確定，待她簽完字，我說，張副政委，我能看看這張紙嗎？

她把紙遞給我，確實是一副草擬的挽聯。

英勇犧牲昆侖靜穆痛英魂

為國捐軀千秋英名傳萬代

張毓育說，這位戰士上山剛半年，是一位新兵，19歲，老家在內地農村。5天前，一輛地方上的長途貨車在219國道上翻車，司機卡在駕駛室出不來，希望部隊援救。我們就派了幾名戰士執行任務。這位戰士爬到駕駛室，用電鋸切割車體，車廂的貨物掉下來砸傷了戰士的頭部。當時戰士只是頭痛，沒有特別反應，過了幾個小時，就死了。這種事故幾乎每年都會發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的是處理戰友的后事。這位戰士的父母接到電話，就從老家省會城市轉乘飛機到拉薩，昨天已經從拉薩乘汽車往阿里這邊趕。再過兩天，他們就該到了，戰士的遺體還在太平間躺著，唉……

張毓育沉默下來，我也沉默下來。很長時間，我們面對面，默然無語。

軍醫張科對我說，也是一位年輕戰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間等父母來看最后一眼，戰士的父母從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趕到阿里，母親哭得死去活來，戰友們都去攙扶母親。而那位父親，自從見到兒子的遺體，就沒有見他流一滴眼淚。過了很長時間，才慢慢走到兒子的遺體前，揭開潔白的布單，仔細地看著兒子，然后舉起右手，向兒子的臉上打去。

一邊打，一邊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資格死在娘老子前頭。

父親踉踉蹌蹌向太平間門外走去，剛走到門口，就順著門框滑下去，兩只眼角同時掛著兩滴黏稠的血珠。

剛40多歲的父母，一夜之間，僅僅是一夜之間，黑頭發全部變成了白頭發。

2011年6月7日，我隨阿里地區醫院120救護車，前往80公里以外的那木村大阪，搶救一位貨車司機。司機是一位24歲的日喀則藏族民工，從地區拉水泥到普蘭，在下大阪的一個拐彎處翻車。11點40分，我們趕到事發現場，天上飄著雪花。

駕駛室坐著3個人，只有司機傷得嚴重。其余兩人把他平放在卡墊上，頭部有傷痕，但沒有流血，腹部有血跡。眼睛很有神，一臉平靜的樣子，左手腕上有一串菩提佛珠。他被立即抬上救護車，兩位女醫師為他輸氧輸液。車過沙子大阪的時候，傷者哭泣，醫生安慰他，快到醫院了，馬上就好了。

12點45分，趕到地區醫院大門口，傷者被抬上二樓B超室，10多分鐘以后出來，下樓拐彎的時候，我看見他的眼睛微閉，只看見白眼仁，不見黑色，我意識到了危險。抬出100多米后，才進到急救室。依然輸氧輸液，卻不見輸血。我覺得奇怪，站在門外，想拍一張照片。剛舉起相機，一位年輕的藏族小伙子飛奔到我身邊，舉起拳頭向我臉上砸來，我快速閃開，拳頭最終沒有打到臉上，卻引來一片嘩然。人們紛紛向我投來厭惡、仇恨的目光，我知趣地跑出醫院。

3天以后，忍不住給一位醫生打去電話，詢問司機情況，我被告知，小伙子當天下午4點鐘去世了。

醫生說，沒有輸血的原因，是阿里至今沒有血庫，也沒有條件做開顱手術，如果這兩樣條件都具備，司機應該不會死亡。

5年后的2016年，陜西援藏干部告訴我說，已經利用援藏資金建起了阿里地區血庫。

缺氧是高海拔地區人的最大敵人，所有生命都非常脆弱，成人如此，母腹中的胎兒也深受其害。走訪孔繁森小學的時候，到春曉老師家做客，春曉的丈夫叫格列，是一位邊防武警。格列用傷感的語調對我說，結婚8年來，妻子先后懷孕6次，5次流產，好不容易產下一個男孩，3天后，因為缺氧，在他的懷抱中死去。

當我翻過一座又一座雪山，爬過一條又一條溝壑，終于俯瞰到喜馬拉雅山脈褶皺深處的一個縣城時，有人指著荒蕪中的小城對我說，這個地方原本沒有樹木，有位縣長從新疆帶回了白楊樹苗子，幾十年過去了，縣城終于有了幾十棵白楊，風過時嘩啦啦響，那聲音真醉人哦，這是方圓幾百公里內惟一的樹木，許多人騎馬步行幾天，專為看一眼樹木風采。

我問縣長在哪里。對方說，退休后回上海了，聽說回去以后也不適應上海生活，年輕時來到西藏，為了修通從縣城到阿里地區獅泉河鎮的公路，帶上鍋碗一走數天，翻山越嶺勘察路基。一個春節，發現他不見了，四處尋找，原來他在丈量一個溝坎。老縣長也不容易，從參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長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溫暖，也照顧不了妻兒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單呀。

諸如此類的故事如同高原的星辰，璀璨繁密，雪蓮花一般鮮活堅強，牧草一般普通堅韌，他們是這個時代的英雄，民族的脊梁，高原的精靈，老西藏精神的締造者和傳承者。以什么樣的形式來表現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人，回望半個多世紀，即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以來，內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與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與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問的主題。

回到內地，我常常反思，作家在呈現和創造文學作品之外，責任與擔當如影相隨，應該成為自覺的文化傳播者和慈善者，我便利用到機關、學校、書城公益講座的機會，極力宣傳邊疆。一次，我到西安一所學校講課，講完課以后，校長當著800名師生宣布，從今年開始，每年教師節前后組織全校師生為西藏募捐一次。也有讀者和聽眾主動聯系到我，為西藏的孩子送去溫暖。有的讀者和聽眾因此成為援藏干部和支教工作者。我受此啟發，與西藏地區札達縣和改則縣民政局取得聯系，接收來自內地的愛心傳遞。

這些善舉只是表象的，微弱的。怎么樣更有力度、更長久地召喚更多的力量，使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理解邊疆人民，投身邊疆建設，大概得有更廣博的人文關懷和關照。

某一天，我去陜西人民廣播電臺做節目，不停地催促司機開快點，司機問我這么急干嘛，我說做援藏干部的節目。他立即轉過臉，提高嗓門問我，什么是援藏干部，怎么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問他是哪里人，開了多少年出租車。他說是長安縣人，現在叫長安區，在西安城里開了20年出租車，第一次聽到這么奇怪的名字，援藏干部。

說話的當兒車身一抖，差點撞到路邊護欄上。我驚得半張著嘴，望著兩只麻雀從石榴樹飛向雪松，濃密的松針間并沒有鳥巢，但依然煽動翅膀，悠然輕盈。

一個冷風颯颯的清晨，我到一個區為文學愛好者講課，互動提問時，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雙手撐著桌沿站起來說，40多年前聽茹志鵑講她走村串鄉動員老百姓抗日的經歷，今天聽小杜老師講西藏故事，那你說說孔繁森為什么二次援藏。我立即起身雙手合十，向他表示敬意。還沒等我開口，有人就大聲說，是呀，山東的男干部難道全死光了，明知道西藏艱苦，還派他再到西藏。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中，我望向窗外，梧桐高過窗欞，枯葉飄落一片，又飄落一片，風過時，發出嘩啦啦脆響。睫毛閃爍間，想起廣袤的藏西和藏北大地，無論是農牧民還是機關干部，只要不走出當地，從睜開眼睛看世界到耄耋老去，沒有誰親眼見過如此高拔的樹木，這般繁盛的蕭蕭落葉，因為他們一生一世不知道樹長什么樣子花開什么顏色，甚至連一株高過腳踝的植物都不曾見過。

西藏就這樣忽近忽遠，似風似雨又似霞，與我同呼吸共命運，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無力逐一向所有人解釋，講述我眼中的西藏不是那么簡單，我經見的藏族同胞和外來者深廣如海，繽紛盎然。

的確，我不應該一直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詮釋雪域邊疆。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雙普世者的眼晴，發出自己的聲音，記錄這段歷史，是我的責任與擔當。

坦率地說，十余年間八次進藏，蒼穹之上的西藏，不但開闊了我的視野，也提高了我的認知度，錘煉了我的性格。我為有西藏經歷心存感激，更要向那片高寒之地上的蕓蕓眾生致敬。長篇紀實文學《阿里 阿里》《蘋果 蘋果》，長篇小說《紅雪蓮》就是獻給雪域邊疆的圣潔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