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小說創作可說的話題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不少理論批評家寫起了小說，并且有不俗的表現。吳亮在這一年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朝霞》，李云雷創作了不少頗受好評的短篇小說，青年批評家房偉也開始了他的抗戰系列小說的寫作。創作與研究的區別是什么?房偉說，“創作是研究的基礎，以體驗性思維組織個性豐富的文學語言，研究的長處在理性精神，能在作家意圖之外看到豐富的社會文化信息。”

　　如果仔細研究，幾乎在一開始，作家與理論家在創作上就有很大的區別。理論家的“問題意識”要強得多，對自己所要進行的寫作“清醒”得多，而且，總會帶有某種實驗性，他們的創作可能在審美的“混沌性”上少一點，但卻具有“話題性”和“學術性”。比如吳亮的《朝霞》，被稱為批評家中的批評家寫給作家中的作家的書，而他自己則將這部作品視為“當代藝術”，不僅是文字，而且是由文字做成的巨大的“裝置”，由此可見，其作品的實驗性和作家對此的自覺意識。而評論界在談到李云雷的作品時，稱其為“小說界打入到文學批評界的臥底”，“他能夠透過批評的視界發現小說創作的軟肋”，也是指出了批評家在從事小說創作時的特點。房偉也是一樣，自覺意識很強。他說他喜歡歷史小說，但又對時下的歷史小說不滿。在寫作之初，他即為自己懸置了如下的鵠的：“我理想的歷史小說，應是闊大神秘，又真實可感，能將人帶入特定歷史邏輯和情境，顯現歷史的荒誕、悲情、無奈，也表達歷史的樂觀、雍容與想象力，應是‘力’與‘美’的強大組合。同時，這種歷史感，又必須是個人化、個性化的，充滿生命細節，表達獨特審美魅力與價值觀。”這樣清醒的自覺意識顯然得力于作為一個批評家在長期的批評實踐中的思考。

　　作為這一理想的產品，房偉的“抗戰短篇小說”又因題材的原因有了更具體的目標：“旨在探討抗戰史中各色人等的悲歡離合。我試圖在中國民族的心理結構與內在氣質的碰撞中，展現荒誕戰爭對人性的戕害，表達大歷史與個人歷史的種種因果互動、偶然與必然的糾葛，體諒人性的苦澀、溫情與抗爭。”作為系列的開篇，《中國野人》比較真實而典型地體現了他的這些創作理想，實現了一個批評家的創作目的，二者構成了完美互證。

　　我以為，這樣的互證在《中國野人》中最為突出的是歷史感中的“個人化、個性化”，是具體個體的“悲歡離合”，是戰爭“對人性的戕害”，是“大歷史與個人歷史的種種因果互動”。《中國野人》是有歷史原型的，房偉首先要處理的是紀實與虛構的關系，如果處理不好，小說就成了報告文學，就會為現實故事所綁架。其次，他必須與已經因長期和大量的抗戰文藝影響而形成的閱讀期待保持距離。這就要他在如何處理戰爭與人這個問題上花一番氣力。最終，我們看到，作品雖然是抗戰短篇，但“抗戰”被虛化了，成為背景，不但作為事實成為背景，而且在人物的命運、心理與行為上成為背景。置于前景的是個人，一個成為野人的幸存者的另一種抗戰。為抵御孤獨，為抵御寒冷、饑餓等一系列生存難題，為抵御絕望和恐懼這些來自自身的心理壓迫構成了人物的沖突與故事的動力。房偉在原型故事中重點截取的是野人在北海道的13年，其他只作為穿插介入其中。他凸顯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戰爭給個體帶來的非人道的生活，是戰爭對個體、家庭造成的無法挽回的巨大的創傷。

　　野人不是英雄，不是戰爭的直接參與者，但他的遭遇卻有力地反思了戰爭，批判了戰爭，而且，這樣的反思和批判顯然超出了具體的抗戰，而上升到了文化、文明與人道的高度，上升到了對所有戰爭的超越性思考。由于將個體、個人化的歷史置于中心，所以，野人不再是符號，更不是正義等等的化身，他作為“人”的所有豐富性和復雜性得到了呈現，他的軟弱與堅強、他的理智與瘋狂、他的絕望與希望，種種矛盾的組合構成了他生命的復合色彩。北海道非人的13年扭曲了他的正常生活，同時又造就了他的傳奇，他固然不愿回首，但他的生命無此又無法完整說明。所以，他一方面恐懼那13年，另一方面又時時夢回北海道，錯把歸家當異鄉。這樣的復合性與復雜性不僅僅是個體的悲劇和畸形，更是從個人歷史窺見大歷史，是大歷史無情碾壓蕓蕓眾生如螻蟻的文學化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