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因為同鄉(xiāng)，或許出于對周立波創(chuàng)作道路和革命文學生涯的崇敬摯愛，他以八度寒暑的耕耘，寫出了這本專著，給周立波的在天之靈，獻上一個“羞澀的花環(huán)”。

　　他是新聞記者出身，多年的編輯記者生涯和從事文學研究的經(jīng)歷，養(yǎng)成了一種敏于思考而慎于言辭的作風。在周立波學術研討會上，我訪問了他。他對我的提問，竟不時翻書作答。斟字酌句，學者風范。這種嚴謹，恰與我隨便的提問形成對照。

　　我的第一問帶有挑戰(zhàn)性：“有人說，周立波的創(chuàng)作成就正好與其缺陷扭結，您如何看待?”他說，立波同志首先是一個熱情的戰(zhàn)士，其次才是杰出的作家，其創(chuàng)作步伐始終與中國革命同步，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了中國革命發(fā)展道路的巨大規(guī)模及其宏偉氣勢。當然，他有缺陷，代表作之一《山鄉(xiāng)巨變》，現(xiàn)實主義成就不能否定，但其中確有“左傾”影響，這個影響，直到粉碎“四人幫”后作家對作品進行的某些修改中，還可以看出來。但他認為，這應當進行歷史具體的分析，既要看到作家的主觀因素，也要看到客觀的時代因素。周立波、柳青、趙樹理這些描寫農(nóng)村生活的“鐵筆”、“圣手”，創(chuàng)作上出現(xiàn)的某些問題，包括后來各自的坎坷遭遇，都不只屬于某一作家，而是一代作家的共同“悲劇”。他說，立波其實是一位極富人情味，有一顆美好心靈的作家，作品里充滿了對人民、對自然、對生活的愛。這也是在近年文學流派紛起，現(xiàn)實主義相對冷落的情況下，他堅持研究周立波的重要原因。

　　寫作是艱巨的勞動。當我問及他寫作的細節(jié)，并舉楊繼仁寫《張大知傳》的細節(jié)作例，請他提供時，他連連說：“你太厲害了!”而又報之學者式的回答：“寫書時，并未想到成書后有人采訪，故未作筆記，現(xiàn)在從哪里談起呢?”我掂掂27萬字的專著開玩笑：“那就是‘勞苦多少事，盡在不言中’了。”他微笑著點頭。當然，一抽屜卡片，尺多高的手稿，三次大的修改，沿立波足跡行程萬里的調查，以及對作家創(chuàng)作生涯、文藝思想及其矛盾的理論作歷史評價，都足夠說明來之不易。難怪日本學者阿賴耶教授稱他為“周立波詞典”，并提出將《評傳》翻譯為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