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楊沫第二次到香河教書時，認識了逃避在這里的共產黨員馬建民。終于從馬建民那里找到黨，找到了親人。她興奮、激動，積極地按黨的指示工作。五六年來，她與玄糾葛不和，兩個青年人的思想格局相距愈來愈遠，矛盾終于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楊沫掙脫了愛情的羈絆，斷絕了與玄的關系，用實際行動清算了自身的弱點，飛向廣闊天地。就在這年的12月由馬建民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楊沫與馬建民結合，開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即將陷落，楊沫帶著新生幾個月的女兒匆匆南下，來到上海住在白楊那里。不到一個月，戰火又向上海燒來，“八·一三”抗戰爆發。楊沫和妹妹參加了學習戰場救護的訓練班。炮聲隆隆，決定民族存亡的大戰開始后，她又抱著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車，一路艱辛，回到河北。本想轉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著石家莊失守，到延安的路斷絕。她放下吃奶的孩子，與愛人一起參加了冀中抗日游擊戰爭。從此楊沫又開始了戎馬倥傯的戰斗生活。

　　楊沫先是擔任安國縣婦救會主任，經常帶領干部下鄉宣傳抗日。這年秋后，武漢、廣州失守，日本侵略軍回師敵后，向華北平原大“掃蕩”，冀中硝煙彌漫，楊沫又丟下剛出生一個月的兒子，穿上八路軍軍裝跟隨賀龍的一二0師兼程行軍，和敵人兜圈子，轉戰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產后虛弱，急行軍中楊沫病倒，住在文安縣王莊農民家里養病。5月來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區，擔任分區婦救會宣傳部長。生活艱苦，戰斗頻繁，環境殘酷，多病的女戰士楊沫常常受到農民群眾舍生忘死的掩護，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間，她曾到晉察冀邊區的易縣一帶后方醫院養病，并在從延安遷來的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學習過幾個月。聯合大學成立婦女文藝創作會，楊沫曾當過主任。1943年，楊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區，先是在分區抗聯會擔任宣傳部長，還編過《黎明報》。以后又來到分區反攻建國同盟會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直到1945年。

　　艱難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戰斗，英勇頑強的戰友，純樸善良的民眾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學校里長大的楊沫。在戰斗空隙，楊沫不顧疲勞，用蘸著鮮血的筆寫過不少反映戰爭生活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可惜發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惡劣的環境中遺失了。關于那段戰斗生活楊沫說：“這些生活給了我對人生比較深刻的‘理解’，給了我改造小資產階級靈魂的機會，也給了我豐富的創作源泉……”(《我的生平》)

　　楊沫這個時期的創作，除了寫于1942年的《在后方醫院》外，迄今沒有找到幾篇，在她的創作年譜上成了一個遺憾的空白。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楊沫離開了大清河來到張家口擔任《晉察冀日報》的編輯，并主編過日報的文藝副刊。第三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向解放區大規模進攻，內戰開始。楊沫在張家口晉察冀邊區婦聯工作，負責編《時代婦女》。1947年她參加了解放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斗爭，擔任過《人民日報》的編輯，直至1949年，才回到闊別十二年的北京，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楊沫曾有過創作長篇小說的沖動，但環境不允許。她利用戰斗空隙，寫過不少中短篇小說、散文、評論通訊等。在戰亂中遺失不少，保留下來的作品分別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葦塘紀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紅紅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沫小說選》，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沫散文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與浪花》等集子中。

　　楊沫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洗禮，生活基礎扎實多了，經驗也豐富起來，她擺脫了“亭子間”文學空泛浮淺的局限，寫出《接小八路》、《窮光棍結婚》、《葦塘紀事》和《七天》四篇小說，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前進了。

　　她1949年寫的短篇小說《接小八路》和1948年寫的《窮光棍結婚》表現貧苦農民經過偉大斗爭，挺起腰桿，當家作主，精神上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楊沫沒有選擇轟轟烈烈的斗爭場面，卻把鏡頭對準了日常生活場景。短短的不到兩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現出老貧農劉貴對八路軍的兒子“小八路”從怕到愛的轉變。土改勝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語的劉貴豁然開朗了。這樣一個變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結果。

　　楊沫曾常年生活在農民之中，獲得了農民的感情、思想和語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現農民這方面，更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