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許許多多的熱血青年一樣，遠在中國西北的小城延安無時無刻不在召喚著他。為了心中的夢想，歐陽山尊從上海出發，輾轉到達西安前線，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后經多方努力，從八路軍辦事處爭取到一百元錢，購買了一輛舊自行車，正是這輛在當時來說算是很“先進”的交通工具，陪伴著他風餐露宿地奔波了800多里，于1938年到達延安。在這里，歐陽山尊被一種全新的生活深深吸引，他以高昂的熱情，投身到解放區的文藝工作。1939年，歐陽山尊結束了自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習生活，毅然奔赴抗日前線，先是在八路軍120師戰斗劇社工作，后參加游擊劇團到敵戰區開展文藝宣傳。那時他們一共11個宣傳員和7個偵察員，每人一條槍30發子彈，帶著一架油印機和簡單的化妝品，每到一個村莊，就找個廟宇或土臺子，把軍被當幕布掛起來，然后派人到村子里動員群眾出來看戲，群眾來了他們就開始演出，演出結束就趕緊收拾攤子趕往下一個村莊。在幾十年之后他回憶往事時無限感慨：“那時真是年輕啊，心里總像是燃燒著一團火，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每次演出結束，老百姓給遞上一缸子白開水，往手里塞把花生或紅棗，心里就很滿足了。”

　　1942年5月，歐陽山尊參與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引發了他關于中國文藝發展前途的許多思考。歐陽山尊是個心里有事不吐不快的人，經過一番思索，他和幾個同事一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感想，不久，毛澤東同志就給他們回了信。直到晚年，歐陽山尊依然清楚地記得這封信的內容，他回憶說：“毛主席在信中說，你們的信收到了，感謝你們!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看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戲劇。”這封回信無疑給了歐陽山尊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堅定了他從事抗戰話劇創作的熱情。

　　在延安，歐陽山尊先后擔任過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文工團副團長、戰斗劇社社長等職。1943年12月，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成立，賀龍點名將歐陽山尊調入。這期間，他導演了十余出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劇目。60多年后，歐陽山尊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心中還隱隱有些激動，他說：“我常常帶著劇團到村子演出，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出當時的條件有多么簡陋，我們演出的時候，沒有燈光就往喝水用的缸子里倒點兒菜籽油，放上一根棉花捻子點燃照明，即使這樣，我們演出得也特別賣力，老百姓很喜歡看。有時候突然下起雨來，我們不停，老百姓就站在雨中看戲，一直到演出結束還不肯離去。”

　　1952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歐陽山尊是四位奠基者和創始人(曹禺、焦菊隱、趙起揚)之一，他們被稱為劇院的“四巨頭”，為劇院的建立、發展規劃了宏偉的目標。歐陽山尊特別強調未來的劇院應是一座“文化劇院”，要多方面充實提高全院人員的藝術修養和文化素質。他說：我們的演出應當是有文化的，雅俗共賞，又給觀眾文化的享受。我們要選擇幅度寬廣、概括性強的劇本，而不搞廉價的東西，我們的導演要踏踏實實搞藝術，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礎，言之有物，不耍噱頭，不搞歪門邪道和表面上的花里胡哨，我們的治藝之道概括為兩個字：“嚴正”。他又主張：我們是首都的劇院，首先要為首都人民服務，同時，為全國人民服務，代表全國的話劇水平，我們還要在世界劇壇上占有地位，也就是現代化的國家話劇院。

　　從1952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建院到1978年，歐陽山尊一直任副院長兼副總導演，導演了《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關漢卿》、《李國瑞》等20余部戲。離休后，又擔任了《巴黎人》和《末班車上的黃昏戀》的總導演，擔任《油漆未干》的藝術顧問、《北京人》的藝術指導。此外，歐陽山尊還為其他劇團導演了10余部劇目，其中包括給西藏話劇團導演的《松贊干布》，在首都劇場上演，引起極大轟動；給大連話劇團排演的《饑餓的海峽》連續演出400多場，盛況不衰；給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排演的《曙光》使話劇舞臺上第一次出現了賀龍的形象；還有表現皖南事變的《江南一葉》和文革后期影響很大的話劇《于無聲處》等，都在中國話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有評論形容，歐陽山尊導演的戲宛如一條奔騰的河流，熱情奔放，明快流暢，厚重大氣。嚴正，是他在導演藝術上所追尋的治藝之道：老老實實，言之有物，舞臺上有機和諧，生活濃郁深厚，體現出人的精神價值。

　　歐陽山尊在中國戲劇界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頭銜很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他笑著宣讀這樣的“遺言”：別稱我這個“家”、那個“家”，稱我“中國文藝工作者”就知足了。歐陽山尊曾為北京人藝和中央戲劇學院培養了眾多的表演和導演人才。他提攜后人的許多事跡至今刻在許多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