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逸夫(1915— )江蘇武進人。著名書法家。現(xiàn)任湖南省書法家協(xié)會顧問、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博學洽聞 文雄筆健

　　——記老書家虞逸夫先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書法熱興起之初，在長沙的一次書法展覽會上，幾幅陌生人之作使我長久駐足，其中一幅就出于虞逸夫先生之手。其時，他剛自鄂來湘，年在六七十之間。我急切造訪，頗有相見恨晚之感。不想二十年來竟成至交。他既是我益友，更是我良師。他的國學修養(yǎng)、書法藝術都造詣精深，深為湖湘學界所推崇與景仰。本文僅擬從書法的角度對其作粗略的介紹與認識。

　　虞先生1915年生，原籍江蘇常州。蒙童期間從師于前清進士、江南名儒錢名山先生。錢于時有“江南三大儒”之一的美譽，授虞先生的文學與書法。數(shù)年后，虞先生考入江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受教于“同光體”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陳衍(石遺)先生，指授詩法。少年時期的虞先生即以文才橫溢而名噪鄉(xiāng)梓。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執(zhí)教于漢口、廣西等地，嗣又至重慶，受任于國民黨黨政工作委員會，在此期間恒與馬萬里、謝稚柳等書畫界名流交游。四年后辭官，潛心于學問，于是詩文、書法益進。所作為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所激賞。馬曾著文贊道：“惠書文辭書法俱美，論詩甚有見地，雖未識面，如接清輝……見示尊稿，蔚然成家。”其時，虞先生年未及三十。后又工作于馬一浮先生處，與大師朝夕相處時逾三年。耳濡目染，虞先生之學問書藝又獲大進。后因時局變化，虞先生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蝸居獨處，罕有世交。十年浩劫以后，文化藝術出現(xiàn)勃起之新局勢，虞先生與社會的交往始趨頻繁，在文壇藝苑之影響與聲望日趨高漲。

　　虞先生的學習工作經(jīng)歷，豐富的文學、哲學修養(yǎng)和碑版知識以及奮勉的書法實踐，使虞先生成就為一個學者型書法家。書法要表達書寫者的感情，書法的載體是文字，同樣要表現(xiàn)感情。一件書法作品其文字內(nèi)容及外在書寫形式都能充分而恰當?shù)乇憩F(xiàn)作者感情，豈非兩全其美，相映成趣，比之只擅抄寫他人文字者有霄壤之別。且作品如要參加某一主題鮮明的展覽或筆會，而書家不能自擬文詞，往往會有難以應對、力不從心的尷尬。故文學之于書法至關重要，一旦降低對文字內(nèi)容的要求，書法的價值就必然貶值。書法格調(diào)的高下，也與學問密切相關。書法以具書卷氣為上，而書卷氣又非與生俱來者，全因修養(yǎng)所致。書法以俗氣、匠氣、市氣和江湖氣為不可取，而諸多弊病又多源于文化修養(yǎng)之單薄。因此，書法強調(diào)字外功的修煉問題為眾多人士所關注。

　　當前關于書家是否應學者化一事尚有爭論，我以為此種爭論似無多大必要，因為辯論的結(jié)果不會趨于統(tǒng)一。中國偌大一支數(shù)以萬計的書法工作者隊伍，其類型、其層次自然是千差萬別，既不能強求一致，也不必要強求一致。主客觀都有條件成為學者的，作此種設想與努力，實為一樁值得鼓勵的大好事，中國書法的理想前途，正靠這類人才去為之奮斗。而無條件成為學者的，又愿意以書法為嗜好，也是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凡此都只能順其自然。

　　虞先生于而立之年，其詩文已自成一家，且名震一方。又歷數(shù)十年之深入研究，如今更趨爐火純青，更臻高雅境界，個性也更強烈。其駕馭文字之能力在當今之世實罕有相匹者。虞先生應世之作，其內(nèi)容以自擬為主，往往切人切事，而又宛若天成。如《賀長沙晚報成立四十周年》之七絕，“長劍為毫筆陣開，沙飛石走起風雷。晚間更有新消息，報向千家萬戶來。”把“長沙晚報”四字巧妙地分嵌于句首，讀來親切自然，而無絲毫拼湊痕跡。其詠盆景詩曰：“擬龍模鳳因人活，娛客售金聽主裁。應悔移根傍暖室，終難昂首展長枚。奇花自有山靈護，大木原非糞力培。我欲還君衡岳去，獨當風雪自成材。”不贊盆景之美，而憐盆木之屈，雖是詠物，實喻人生，其立意之深刻，堪稱慧心獨運!去年我與虞先生同游長沙白鷺湖。休息時，主人呈上紙筆，求游覽者即席揮毫。虞先生沉思片刻，一聯(lián)便成，聯(lián)曰：“白鷺導游云作伴，青山留客月催詩。”旁觀者無不為其文思之敏捷，意境之幽美而拍案叫絕。數(shù)日前，我造謁虞府，先生正為一位裝裱師書寫楹聯(lián)，聯(lián)文為“妙手裝潢，無非國寶；名人字畫，如數(shù)家珍。”信手拈來，便成佳趣，非精于此道者，何能如此速來神筆!

　　虞先生既是學者型書家，且是各體皆能而又有專精的書家。他研習書法是按我國文字發(fā)展順序而進行的。從學甲骨文始，到鐘鼎、大篆、小篆、隸書至行草。其專攻則是分書與行草書。各體皆習，了解我國書法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有利于對字體書寫的準確性的把握。專精則有益于突破一般，攀越高峰。虞先生個性豪放曠朗，不喜囿于規(guī)矩。他認為六朝前書極自由、極開張，因而饒富天趣，與其賦性甚為契合，故臨習時最為投入。虞先生雖各體皆能，但平日罕作甲骨、篆籀及狂草，他認為此等書體群眾難以辨認。他非常強調(diào)藝術以不遠離群眾為正則。

　　虞先生喜作分行，于《石門頌》、《楊淮表記》、《張遷》、《衡方》等碑最為用意。所臨漢碑，每著意于其精神、意態(tài)，而不斤斤于點畫。特別是他大膽地將極靈動、極隨意的簡帛書的筆意融于分書，使所作筆姿生動而氣勢雄健。其大字書更如黃鐘大呂，聲勢奪人，風神煥發(fā)，最富藝術震撼力。其行草書先受錢名山先生影響，后又匯入馬一浮先生之意趣及簡帛書韻致，行筆雖疾，但點畫沉著，筆姿清動，老辣而灑脫。虞先生于此兩種書體今均已自成家法而為時所重。

　　虞先生還是一位藝術個性強烈的書家。書法藝術的根基在掌握傳統(tǒng)，而書法藝術的生命在張揚個性。無傳統(tǒng)功力，難入書法門徑，信筆涂鴉，斷不可言藝術。而徒具功力，無有個性，又只能成為書奴，無以自立門庭，其藝術價值也自然有限。做到傳統(tǒng)功力與個性張揚的高度統(tǒng)一才是成功的書家，故黃庭堅有句云：“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虞先生為文作書都主張突現(xiàn)個性，其為詩強調(diào)異想天開，不死抱詩題；而遣詞造句則力避陳言；并提出：若無新意不必勉強為詩。對于書法，虞先生強調(diào)必出以己意。蘇東坡曾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虞先生則認為“書法必循規(guī)矩，不從規(guī)矩則亂，枯守規(guī)矩則死。”所論殊為相似，都是主張法度與創(chuàng)意的統(tǒng)一。虞先生對個性的追求歸結(jié)為“縱逸靈動”四字，不管臨何碑、何帖，不以畢肖為能事，但追風神、意態(tài)，以韻取勝。因此虞先生的字常有一種躍動的態(tài)勢。書法用筆的高度在沉著厚實而靈動飄逸。前者多取決于功力；后者多源于才智。虞先生兼而得之，誠非易事。

　　書法之常新不老是虞先生書法之又一特征。虞先生今年八十九歲，但身體康健，思維敏捷，詩情勃郁，其書法亦朝氣蓬勃。揮筆時，全神貫注，筆姿雄放，大有穿透紙背之勢，且極富感情色彩。此種作書之神態(tài)甚似年輕體壯之青年書家，甚或過之，故所書往往虎虎有生氣，而絕無半點老態(tài)。虞先生談他總想使自己保持一種可塑性，一種不斷發(fā)展的勢頭。他耽心的是藝術思維的僵化，藝術表現(xiàn)的落套。因此雖年臻耄耋，仍不斷收集、觀覽、研究新資料，以豐富自己，并藉以獲得新的啟迪。前不久，我拜府時，見他近日臨摹的鐵山摩崖“如龍蟠霧，似鳳騰霄”八個大字，臨作比石刻生動而更具氣勢。活到老、學到老，絕不松懈，虞先生此種敬業(yè)精神，令人嘆服與敬仰。虞先生的書法有著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堅信他將不斷出現(xiàn)新面貌，開拓新境界，我為他的年雖老而人書俱健而歡呼!

　　(原載《書畫文獻》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