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丕模 (1900～1958)筆名披朦。湖南祁陽人。中共黨員。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擔任湖南大學國文系主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還當選為湖南省和長沙市的人大代表、文聯主席及中南文聯、作協的常務理事，并受邀擔任兩級政協委員。作為研究文學史的學者，他在從事革命活動的同時，也注意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去研究中國文學史且取得相當的成就。1932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新興文學概論》以及《文藝思潮之演進》出版。第二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史綱》，這是一部較早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指導編寫的中國文學史。1958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修改、補充的《中國文學史稿》。

　　譚丕模與湖南省文聯的誕生

　　汪華藻

　　譚丕模先生主持湖南大學中文系不久，即1949年12月，中共長沙市委派當時在長沙軍管會工作的谷曼與譚先生聯系，請他考慮籌建長沙市文聯事宜。譚先生接受了這個任務。經過協商，市委決定由譚先生提出委員名單，由谷曼草擬籌委會文件。

　　12月12日，長沙市召開文藝界擴大座談會，宣布長沙市文聯籌委會成立。大會推選譚先生為首任主席，王西彥、宋揚先生為副主席，谷曼為秘書長，項飛為副秘書長。秘書由楊承禹擔任。

　　1950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通知譚先生和谷曼到周小舟(省委宣傳部部長)辦公室商談省文聯籌建工作。經研究，省委宣傳部決定以市文聯(籌)為基礎，過渡到省文聯。6月，省文聯籌委會正式掛牌。7月10日，召開湖南省文藝界聯合會議，宣布省文聯籌委會正式成立。大會選舉譚先生為籌委會主任委員，谷曼為秘書長，周小舟、譚丕模、谷曼、項飛、彭燕郊等24人為常務委員。在此之前(1950年3月)，黨組織通過深入調查，了解了譚先生中斷組織關系后的全部表現，由周小舟介紹，重新吸收譚先生入黨。故以后又任命他為省文聯(籌)黨組成員、湖南大學黨組成員。

　　湖南省文聯籌委會的成立，是湖南文藝界的一件大事。從此湖南文藝界有了群眾性的領導機構，為今后開展工作提供了組織保證。

　　創造條件，創辦《湖南文藝》

　　解放初期，雖然有像周揚、丁玲、周立波、康濯等著名湖南籍作家，但他們都不在湖南工作。當時的湖南文壇還沒有自己的作家隊伍。為了培育這支隊伍，譚先生決定創辦一個刊物，開辟一塊讓新苗茁壯成長的園地。經過醞釀和準備，1951年7月，湖南解放后的第一個文藝刊物《湖南文藝》(此刊1954年改名為《新苗》，1959年改名為《湖南文學》，1974年改名為《湘江文藝》)與讀者見面了。

　　為了創辦這個刊物，譚先生于1950年夏天開始作準備。7月，他從湖南軍政大學調來了文藝評論工作者馮放 (原冀察熱遼聯合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教師)；從長沙市一中調來了文藝愛好者周樂和。1950年夏，左聯成員魏猛克受聘來湖南大學中文系任教，他的夫人周微林也是一位文藝工作者，翻譯過雨果的《悲慘世界》(第一分冊)。1951年春，譚先生請她也參加籌辦《湖南文藝》。

　　1951年5月，《湖南文藝》編委會成立，譚先生任主編。編委分駐會編委與兼職編委。駐會編委即執行編委有馮放、周微林等；兼職編委有彭燕郊、魏猛克、韓罕明等。周微林兼編輯部秘書，負責《湖南文藝》的日常工作。1951年7月1日，《湖南文藝》正式創刊。譚先生以編委會的名義在創刊號上發表了《創刊的話》。文章說：“《湖南文藝》打著一面大旗，這面大旗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愛國主義內容；一方面是通俗化的形式。”又說：“我們的文藝工作，必須面向工農兵，目前仍然以普及為中心，而通俗化是達到普及的唯一道路。……《湖南文藝》要全力寫工農兵的生活和斗爭，要使工農兵看得懂，并進一步爭取工農兵自己來寫。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普及。才能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事實證明：這一辦刊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具體貫徹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示的方向，后來受到了各方面的歡迎和較高的評價。

　　《湖南文藝》創刊前夕，也是為創刊做準備工作，省文聯舉辦了“紅五月征文評獎”。創刊號發表了部分征文獲獎作品，例如谷曼的詩《歌頌共產黨》、周樂和的詩《工農紅軍在平江》、楊承禹的散文《謝九殺白軍》、徐之的套色連環畫《戰斗中的中國共產黨》等，同時還發表了編委會的短論《做好通俗化，讓文藝下鄉》。

　　然而，解放初期“左”的錯誤思潮泛濫，行政干預過多，1952年《湖南文藝》被迫停刊整風。在兩個月的整風中，省文聯(籌)內外對《湖南文藝》的前段工作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譚先生被迫做了檢討。

　　值得慶幸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湖南省委宣傳部及時地發表了關于在文學藝術創作中反對粗制濫造、反對形式主義、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等一系列文章，才將這一“左”的錯誤思潮擊退。1953年8月，省委宣傳部組織省會文藝界先后召開了六次座談會。《湖南文藝》發表了省委宣傳部唐麟副部長在會上的報告摘要《關于文藝創作中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8月8日，譚先生在《新湖南報》發表了題為《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認真進行創作》一文。從此，《湖南文藝》出現了生機，面貌開始改觀。湖南的文藝創作開始走上了比較健康的發展道路。

　　譚先生在主持省文聯(籌)工作期間，還圍繞著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和文學藝術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講話。

　　1950年1月，他在長沙《新文化》第1卷第1期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文化運動——由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發展》一文，這篇文章是他在新的革命形勢下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體會。文章首先說：“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建筑在上層社會的文化，也跟著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接著對太平天國運動、康梁維新運動的得失進行了分析和評價，然后總結說：“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建立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理論體系——無產階級領導下反帝反封建的大眾文化。”這一“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理論，是經過相當艱難歷程才建立起來的。我們文化工作者應當集合在文化戰線上作理論的實踐，完成新文化的建設，作為新中國建設的精神支柱。”

　　1950年5月4日，他在《新湖南報》上發表了《迎接“五四”，為新文化奮斗》一文。文章首先指出“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開端，接著敘寫了解放前后紀念“五四”的不同心情，文章最后說：“在解放后第一次迎接‘五四’，我的心情非常愉快，我有把生命獻給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決心，同時也希望文化工作者一齊為新民主主義文化共同奮斗。”

　　在此時期他還先后發表了《用行動奔向魯迅的方向》、《負起推動文藝工作的責任來》、《努力學習，改進我們的戲劇工作》、《要重視培養工農兵作者的工作》等等。其中心思想都是文藝要堅持從工農兵出發，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

　　調動老作家的積極性，培植青年作家

　　譚先生善于做知識分子工作，處理問題實事求是，而且分寸掌握得很好。如1949年12月，長沙市文藝界討論市文聯籌委會委員名單時，不少人對向愷然、羅皚嵐有意見，認為他倆不配當委員。向愷然是通俗小說家，筆名平江不肖生，寫過《江湖奇俠傳》等作品，影響范圍較廣。羅皚嵐是現代小說家、大學教授，早年發表過長篇小說《苦果》等作品，影響也較大。提意見的人認為他們的這些作品按當時的政治要求來說內容不好，應該重新考慮。譚先生的態度很明確，認為向愷然、羅皚嵐對迎接解放表現不錯，應該可以當委員。他說：“作品內容是思想認識問題，迎解放(反對美蔣、擁護共產黨)是政治態度問題；思想認識可以幫助提高。我們應該向前看，盡可能團結他們，共同繁榮湖南的文藝創作。”經過譚先生的這番說明，到會的同志最后表示贊同接納他們。

　　又如1950年8月，省文聯(籌)曾組織王西彥、項飛、馮放、周樂和、楊承禹、彭忠定等六人到省委土改試點平江參加土改。在土改工作告一段落時，省文聯(籌)干部曾發生過一次關于“原地深入”和“異地比較”的爭論。馮放是從革命根據地來的，他主張“原地深入”，認為完整地參加一個鄉或一個村的土改，對改造思想，加強鍛煉，能終身受益；王西彥是老作家，他主張“異地比較”，認為從創作上著眼，到處看看，多收集題材，從多種人物的比較中塑造人物形象，對創作有好處。當時省文聯(籌)的干部也基本上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原地深入”，一派主張“異地比較”。譚先生進行總結時，沒有站在某一方，而是主張由具體人員的具體條件而定，即認為：馮放根據他的條件，他的主張正確；王西彥根據他的條件，他的主張也正確。這種從具體人員具體條件出發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和稀泥、無原則和思想右傾，而是實事求是、全面地看問題，大家都能接受，因而充分調動了作家的積極性。

　　譚先生在領導湖南省文聯(籌)的三年中，在團結老作家的同時，也十分關懷青年和重視培養青年。

　　曾任省文聯副主席的周健明，就是譚先生最先發現和調到《湖南文藝》編輯部的。他在一次訪談中說： “譚先生當時不認識我，更不知道我是周立波的兒子。他作為省文聯籌委會主任，當時正在創辦《湖南文藝》，急需一批編輯，他讀到我在《民主報》的《民主廣場》上的文章，看中了我，委托他的秘書李青打聽到我的下落，就通知我到《湖南文藝》工作。這樣，就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據我所知，《湖南文藝》的編輯，多為《民主報》的重要作者，譚先生大多是看中了他們的文章，才將他們調來《湖南文藝》的。”

　　湖南作家王以平是1952年8月調到《湖南文藝》編輯部工作的。譚先生對他也是給予熱情的關懷。據王以平回憶：“他為人厚道，從不大聲說話，沒有一點架子。晚飯后，他常邀我一起到五一路散步，并到水果店買梨子，送給我吃，他還關心我的進步，幾次向有關方面反映我的入黨問題。”后來王以平入了黨，寫作上也取得了成績，談及譚先生時，總是不忘他的幫助。

　　《湖南文藝》編輯部的周樂和，解放前是譚先生夫婦的學生。來到長沙后，周的妻子韋玉琴生了第一個孩子，譚先生夫婦像父母一樣關懷他們，曾派自己的保姆到他們家照料一個月，又多次帶著肉餅、水果、雞蛋到他們家看望。1950年10月，譚先生還介紹韋玉琴到五里牌一所小學教書。現在周樂和已去世，他的妻子韋玉琴每當談起譚先生夫婦時，無不感激涕零。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譚先生熱情關懷青年、培養青年是一貫的。他是一個“思賢若渴”、能識別人才、具有伯樂精神的領導者。他的熱情關懷，使不少青年作者改變了命運，給湖南文壇增添了新生力量，壯大了隊伍，促進了湖南文藝事業的繁榮和健康發展。

　　1953年8月以后，譚先生調到北京師范大學工作，離開了湖南。湖南文聯的工作，以后由魏猛克、周立波、康濯等繼續領導。從整體看，解放后的湖南文藝是取得了輝煌成績的。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后，成績更為突出。如20世紀50年代已經成名的作家未央、謝璞、周健明、孫健忠等，在這個時期又寫出了更加成熟的新作品。新時期又出現了任光椿、葉蔚林、古華、莫應豐、韓少功、彭見明、譚談、何立偉、王躍文等眾多的在全國影響很大的作家，形成了文藝界的新“湘軍”。譚先生作為湖南省文聯(籌)的主任，湖南省文聯首屆領導人，在這支文藝湘軍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功勞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