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1894-1973) 女，湖南醴陵人。著名作家。字蘭子。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寫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時遭更多迫害，1973年逝世。曾任大學教授、湖北省政協(xié)委員、武漢市文聯(lián)執(zhí)行委員等，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主要著作有戲劇集《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劇本《飲馬長城窟》、《春雷之夜》，散文集《山居散墨》、《袁昌英散文選集》、《行年四十》，以及小說《牛》等。

　　還是在上海中國公學任教時，袁昌英就開始了業(yè)余寫作。在那時，她是中國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戲劇的學者，她造詣很深，特別是對中外一些名劇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同時，她還喜歡把戲劇理論研究的成果和對人生、社會、家庭、婚姻等問題的見解，通過戲劇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來。她于1929年寫成《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這本戲劇集，包括三幕話劇《孔雀東南飛》以及《活詩人》、《究竟誰是掃帚星》、《前方戰(zhàn)士》、《結(jié)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個獨幕劇。另有未結(jié)集的《文壇幻舞》(1935年4月號《文藝月刊》)等。袁昌英在中國女作家群中，是從事戲劇創(chuàng)作較早的一位。

　　著名漢樂府民歌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千百年來在人民中間廣為流傳，這個美麗的悲劇，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熱情地歌頌了劉蘭芝和焦仲卿忠貞的愛情和抗爭精神。袁昌英的劇本就取材于這首長詩。她根據(jù)自己對歷史、人生、社會、戲劇的理解，側(cè)重表現(xiàn)的卻是母愛與夫妻之愛之間的矛盾。袁昌英就是基于這種動機，創(chuàng)作了這出劇。蘇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一書中的第五十一章《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里，評論說：“婆媳同居的結(jié)果，那個做媳婦的固然痛苦，做婆婆的又何嘗不痛苦，作者能看出焦母隱痛，用極深刻極細膩的筆法，分析她的心理，把她寫成悲劇的主人公，使我們同情都集中于她身上，這就是作者的獨到之見。”

　　其他五個獨幕劇都是現(xiàn)代劇。《活詩人》描寫三個男青年追求一位美麗聰明的女郎，他們作詩比賽，誰第一誰就贏得姑娘的愛情，結(jié)果一個為拯救牲靈而忘卻作詩的青年，獲得第一。劇尾寫道：“詩人必有詩人的人格，詩人必有詩人的情感。沒有真摯的情感與高尚完美的人格，任他的詩寫得天花亂墜，也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活生生的詩人……”這里，正表現(xiàn)出作者對于詩人、作家的思想、品德、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guān)系的一些見解，也是對當時文壇風氣的針砭。《究竟誰是掃帚星》和《人之道》，都是表現(xiàn)婚姻戀愛問題的。“五四”以后，青年男女沖破封建傳統(tǒng)，追求自由戀愛，這是一個新的解放。但某些個人主義者，打著個性解放的旗號，犧牲別人，見異思遷，這種人為袁昌英所痛惡，成為她鞭撻的對象。《究竟誰是掃帚星》里的男主角宣稱：“我的行動有害于社會，或有益于社會，我都不管。”他明知對不住別人，但不顧一切地把自己當作掃帚星，不顧一切地撞去。《人之道》中，嚴肅地批判了負心拋棄妻兒的留洋學者。劇中梅英的道白，正是作者要說的話：“現(xiàn)在這種晃著西洋文化作護符的鬼男女，簡直是些野鬼餓獸……你看現(xiàn)在這班稱為新男女的罪惡!這種滅絕信義，不顧羞恥，欺善凌弱，自私自利的舉動，就是他們所謂人道，所謂人權(quán)，所謂新信仰，所謂新生活!”《結(jié)婚前的一吻》同樣是寫婚姻戀愛的，但故事截然不同，它以喜劇的形式，尖銳地諷刺了盡管是進步了的、但仍然沒有跳出封建束縛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極大誤會。婚前男女允許見面和通信，但只能見一面，因此一直到結(jié)婚的那天，男女雙方才搞明白，對象認錯了。《前方戰(zhàn)士》表現(xiàn)了一位信守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戰(zhàn)士，不受漢奸的威脅利誘，堅貞不屈的高尚品德。

　　在袁昌英翻譯的英國勃拉得霍士的《寂寥似的》獨幕劇的引言中，有一段話強調(diào)新進的文藝家應當“實地研究我國下層社會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來多創(chuàng)造維新戲劇，有生命的戲劇。因之可以影響及于改良社會，改良生活”。這便是袁昌英的文藝思想，她的創(chuàng)作也正說明了這一點。阿英評論袁昌英和陳衡哲時說：“她們的意識形態(tài)和新文藝運動初期(也可以說是1927年以前)的一般女性作家，有很不相同的所在……一般的女性作家，雖然和她們同樣的不為封建階級所有；但在一般女性作家所表現(xiàn)的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看來，卻潛藏了相當濃重的殘余的封建意識，而陳衡哲和袁昌英所反映的創(chuàng)作中的意識形態(tài)，至少，在所有的女作家的前面，是典型的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