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張天翼受到俄國作家的影響是很多的,果戈理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擬從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角度,結合具體作品分析他對張天翼的影響及張天翼對他的接受。 關鍵詞：張天翼、果戈理、影響與接受

　　張天翼，現代著名作家，兒童文學家。學名張元定，號一之。1906年9月10日生于南京，原籍湖南湘鄉。他是繼魯迅之后與老舍并峙的諷刺小說家，以他那潑辣、犀利明快的諷刺手法“給文藝界帶來了一股新鮮活潑的氣息。”[1]他的諷刺手深受許多以諷刺見長的外國作家的影響。 一 果戈理(1819～1852)，俄國19世紀前半葉最優秀的諷刺作家、諷刺文學流派的開拓者、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早在20世紀初期就被譯介到中國，到1920年至1936年間果戈理的作品基本上都被翻譯到中國，對張天翼等中國作家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在北大求學時，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并經常與友人周頌棣討論果戈理、契訶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對于十九世紀歐洲的文學家，他最欽佩的是果戈理，其次是契訶夫、莫泊桑。”[2]張天翼在《自敘小傳》中說：“當時我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時,我意識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我也因此下了更大的決心來學習和寫作,好像就是這些老師的指導之下一樣。”[3]這使得張天翼有可能接近果戈理，受他的影響。

　　果戈理對張天翼的影響首先是“含淚的笑”的諷刺手法。所謂“含淚的笑”，果戈理自己表白說:“憑著神秘的運命之力，我還要和我的主角攜著手，長久地向前走，在全世界，由分明的笑，和誰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淚，來歷覽一切壯大活動的人生。”[4]就是說，作者把“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淚”揉合一起，歷覽人生，同主角攜著手，在痛苦的笑聲中，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果戈理擅長于發掘生活中的可笑而可悲的成分，加以無情的諷刺和揭露，擅長在笑聲中“以飽含„誰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淚?來暴露生活的猥瑣、庸俗和空虛。”[5]果戈理說：“我總是喜歡嘲笑那種內在可笑的東西。”[6]張天翼在《論〈啊Q正傳〉》中說：“這是用笑來否定那些靈魂上的丑病，并且笑的那么深刻，那么有力”，“這笑——倒是常常帶著諷刺，帶著輕蔑，有的時候甚至還帶有幾分憎”，但“這笑又使我們在笑里帶著眼淚。”[7]如果戈理的《外套》中的馬施奇金的“外套”和張天翼的《包氏父子》中老包的兒子包國維，“外套”和包國維分別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希望，可這希望在同樣黑暗的社會里，都遭到徹底的毀滅。他們為努力改變命運的過程“不但很可笑，并且也很悲哀，在笑的背后還滾動著火熱的眼淚。”[8]從張天翼的諷刺小說中，我們可以體味到果戈理這種諷刺手法的意味，這是他們共同的特色，他們都以“笑”來嘲諷罪惡、無恥為己任。果戈理說他要在《欽差大臣》里把“俄羅斯的全部丑惡集成一堆，來同時嘲笑這一切”，[9]寫《死魂靈》目的是為了全俄羅斯。張大翼則寫盡了30年代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無一不在他的諷刺范圍之內。

　　“含淚的笑”作為果戈理和張天翼共同的諷刺藝術，但他們這一藝術也有不同之處。果戈理在嘲笑畸形病態人物的庸俗與丑惡時，往往具有自居意識，他說：“對我的這些人物，我除了賦予他們以自身的齷齪行徑外，還把我本人的丑陋行徑也賦予他們”，[10]可見果戈理與他筆下的人物融為了一體，他對這些人物的嘲笑、諷刺，實際也是對自己內心世界的剖析，讓自己充當被嘲笑和被諷刺的對象。張天翼卻不同，他早期小說的是愛——憎的模式，這“愛”源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意識和他那詼諧幽默的家庭，這“憎”則源于在青少年時代的復仇思想。“愛”與“憎”代表了張天翼對現實審美判斷的兩種對立情勢，往往難于控制，很容易走極端，“一憎惡起來就憎惡得要死，而一愛起來就一定非眼淚鼻涕直流，弄得連抓筆的手都軟綿綿的不可。”[11]這種愛—憎模式之下，他很少有自嘲自諷的成分。在后來的創作中他逐漸改變了好走極端的毛病，而更多地轉向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對自己的愛憎有了較強的自持力，如他的《清明時節》、《速寫三篇》和《陸寶田》等。

　　其次，果戈理小說那荒誕離奇的故事情節也對張天翼有很大的影響。果戈理善于利用情節，能夠從那些表面上看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偶然的、荒誕離奇的事件，發現其合理性，并通過藝術加工，把這種事件最大限度地轉化為必然性 ，如他的《鼻子》、《外套》和《欽差大臣》等都具有情節的荒誕離奇，特別是他的《外套》以“荒誕”的手法,給我們揭示了荒誕的結局;荒誕的結局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意料之外的遐想和驚喜。當一個弱小的小公務員的身形與一個高大的有力量的幽靈”形象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這一形象所寄寓著的“意味”和情趣”是發人深思的。果戈理是張天翼最欽佩的作家之一，他非常喜歡果戈理的那些情節荒誕離奇具有喜劇性的作品，他說：“果戈理的小說和戲劇，如《鼻子》、《外套》、《欽差大臣》等，情節往往離奇古怪的，諷刺很露骨，但看了之后，總覺得他所寫的并不是故弄玄虛，有意編出來的，而是人世間存在的活生生的事實”，[12]比如張天翼的《歡迎會》這出丑態百出的鬧劇和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相近，都是由誤解性的矛盾構成的荒誕情節。這種由人及事件造成的荒誕離奇的情節，在果戈理的小說中廣泛存在，“他從果戈理的社會喜劇學里找到情節的緊張、離奇、諷刺的露骨與入木三分。”[13]尤其是他的《鬼土日記》，“它不是在左翼文壇之外，而是在左翼文壇之內顯示出了一種怪誕的、諷刺的色彩。”用“怪誕手法，放大地，扭曲地、極為尖銳而又高度變形地顯示現實階級社會的陰森恐怖又滑稽可笑的荒誕性，寫得趣味橫生，令人忍俊不禁。”[14]

　　三，夸張手法的運用。運用夸張的藝術手法描寫人物的外貌、動作、語言等，給讀者造成鮮明的印象，達到諷刺和鞭撻反面人物的目的，如《死魂靈》中潑留希金非男非女的裝束，像“刷馬的鐵絲刷”的胡子；他走過的“道路就用不著打掃”等，就是在用夸張的手法來突出人物的形象。在張天翼的作品中我們可很容易發現果戈理夸張手法對他的影響，如他的《我的太太》、《仇恨》等作品。與果戈理適當的夸張不同的是，他善于汲取漫畫藝術的夸張、象征、比喻、想象和幻想等手法，加以融會貫通，用以描繪自己的人物形象，比果戈理寫得更為夸張甚至過火了點兒，如《仇恨》中對“蛆”、“膿”、“血”的過火夸張，作者這樣寫是想讓讀者產生強烈的同情心，但這種夸張對于讀者來說就“好像硬被人拖去參觀了殘酷的殺場面，這時候所有的并不是流著熱力的感動而是一種生理上的打擊或厭惡。”[15]另外，在張天翼的小說中也有對人物癖好的過火夸張，如《我的太太》中那個一流鼻涕眼淚便往墻上抹的太太；《砥柱》中黃宜庵喜好搓腳，聞腳臭的習慣等，這種對人物怪異癖好的描寫“確是可以相當的表現某一個人的特點，但是這特點僅是表面上舉止言行的特點，與這人的性情脾氣并無大關系。”[16]如他寫《我的太太》中的女主人公愛損鼻涕、甩鼻涕的習慣，寫得那么細膩，實在毫無美感價值，讓人讀了心里很不舒服，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審美價值，正如作者自己說：“作者僅僅抓住人物的小動作口頭語之類來分別他們，那當然不夠。而我正有這毛病”，[17]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張天翼這一毛病而否定他作品的文學價值,他的夸張并不是非真實的夸大。他對人物事件的夸張描寫也自有他的真實性，他之所以這樣一方面與他受的外來影響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的生活經歷、性格及審美期待視野有關。 二

　　張天翼受果戈理影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

　　首先，偉大的“五四”運動，促進了中國社會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族主義革命的轉化，伴隨而來的是文化上的革命。由于斗爭的需要，中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開始大量翻譯介紹外國的進步作品(主要是俄國文學和餓東歐弱小民族國家文學)。而果戈理的文學作品伴隨著翻譯的大潮堂皇地走進中國文壇。果戈理的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著作有助于中國人民認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會，引起張天翼等中國作家強烈的共鳴。張天翼說：“俄羅斯幾位現實主義大師的作品，使我感到特別感到親切：…….。這不僅因為這些作品里所寫的生活是我們所熟悉的生活，好像他們筆下的人物正是我們在本國所常見的一樣，而且他們在作品里提出了生活所提出來的重要問題。正因為這樣19世界俄羅斯文學作品就對我們特別親切,影響也較大。”[18] 另外30年代的左翼文壇，從藝術運動、理論、口號，乃至創作方法和藝術形式等，都受到俄蘇文學的影響，人們把俄蘇文學當作“導師和朋友”(魯迅語)，那時由于“左聯”的倡導，向俄國文學的學習借鑒蔚然成風，俄國文學從普希金、果戈理到契訶夫，高爾基形成的現實主義傳統，直接催生了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影響了魯迅、周作人、茅盾、張天翼等一大批作家，張天翼在他的學習、創作過程中不可能脫離時代、脫離文學傳統、文學氛圍，他也必然會受到他們的影響。

　　其次，張天翼對果戈理的接受，還有一種文化心態作基礎。張天翼出生于一個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家庭，他的詼諧來自“愛說諷刺話的”父親和“愛說彎曲的笑話，愛形容人，往往挖到別人心底里去的二姐。”[19]他幼年時候讀的中國古典小說和近代小說給他帶來了中國古典諷刺傳統，而林譯小說則使他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崇尚個性，好走極端的特色。獨特的家庭氣氛和個性氣質，對中國古典諷刺傳統與西方文化精神的偏愛鑄成了張天翼特有的審美心態，這種心態使張天翼在面對西方外來影響的同時總是以自己特殊的個性為出發點，去尋找能迅速接近自己審美的敏感區，能與自己的深層文化心理需求達到契合性的同構與對應，果戈理就是以這個同構對應者的身份出現在張天翼的接受視野中的。

　　這種影響又與魯迅有關。果戈理的作品早在20世紀初期就被譯介到中國，魯迅是譯介果戈理的先驅者，他于1907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中就有關于果戈理的介紹：“十九世紀前葉，果有鄂戈里(N.Gogl)者起,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20] 1918年還發表了與果戈理小說同名的《狂人日記》，魯迅晚年還抱病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魯迅非常喜愛果戈理的作品，他說果戈理是他最愛看的作者之一。由此可見魯迅受果戈理的影響很深，其作品的形式或者諷刺手法、人物刻畫等方面都受到果戈理的影響。他特別推崇果戈理所寫的“幾乎無事的悲劇”和“沒落人物”，推崇他的“含淚的微笑”。張天翼是師承魯迅的，是魯迅的忠實學習者,從20年代末期張天翼在魯迅主編的《奔流》雜志上發表第一篇小說《三天半的夢》，到為魯迅先生扶柩送葬，他都始終崇敬與跟隨著魯迅先生。他在《自敘小傳》中所列舉的對他影響較大的作家中就有魯迅，而且是唯一一個對他影響最大的中國作家。此之外他還研究過魯迅，寫過關于《阿Q正傳》的論文。在創作過程中曾得到魯迅先生的支持和關心，因此他受魯迅先生的影響，也喜歡果戈理等俄國作家的作品，受果戈理諷刺藝術的影響，這是一種間接影響即通過中國作家接受外來影響，這也是張天翼接受外國文學一種方式。 當然張天翼對果戈理的接受不是囫圇吞棗、全盤接受，而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期待視野，批判性的選擇與取舍,“通過自身的文化屏蔽的過濾，很少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21]如他在談論契訶夫的作品時說：“我們用歷史主義的見地來看契訶夫的作品里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的,因此能夠認識他的偉大,并知道要怎樣在他的作品里適當地吸收養料。”[22]按照接受主義的觀點，接受與影響的產生與形成，與主體與客體的精神交流，精神共鳴有關。張天翼正是在這種主動接受、批判性的選擇的過程中與果戈理及其作品產生精神交流，受到他的影響。他說：“一篇好的藝術品——我們接受他，最先大概是由于我們的情感來接受它的吧。我們讀完了一篇作品，常常不能用言語來講出他的含的意義，可是我們已經被感動，有所接受，有所憎，那么我們是已經用我們的情感接受了它的主題了。”[23] 注釋

　　[1]唐弢、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235. [2]沈承寬等.張天翼研究資料[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65. [3]張天翼.張天翼文集(第9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483. [4]果戈理.死魂靈中文版[M].第七章,147.

　　[5]胡湛珍.果戈理和他的創作[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109—110. [6]錢中文.果戈理及其諷刺藝術[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83.

　　[7]張天翼.張天翼文集(第10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8—11. [8]智量.俄國文學和中國[M].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52. [9]轉引至曹靖華.俄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214.

　　[10]魏列薩伊夫.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21. [11]張天翼.張天翼論創作[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128.

　　[12]沈承寬等.張天翼研究資料[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66. [13]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學[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12. [14]楊義.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140 [15]胡風.胡風評論集(上)[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42—43. [16]沈承寬等.張天翼研究資料[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244. [17]張天翼.張天翼文集(第9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39. [18]張天翼.張天翼文集(第10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452. [19]張天翼.張天翼文集(第9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471—472. [20]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9. [21]樂黛云.差別與對話[J].中國比較文學.2008(1)，6.

　　[22]張天翼.張天翼文集(第10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456. [23]沈承寬等.張天翼研究資料[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