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術大師的文學影視形象，廣東有李小龍、葉問，天津有霍元甲，我們湖南呢？我就想好好寫一寫我們湖南武術大師的故事。”

談到為何要創作《國術》，曾獲“路遙文學獎”的著名作家何頓這樣回答。

這是他創作《國術》的動機之一，但不是他要寫這部小說的唯一原因。

31年前，何頓即遇到了《國術》主人公

何頓。

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武術被稱為“國術”。“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教育家張伯苓的這句話當時廣為流傳。1927年，中央國術館在南京成立時，這句話被館長張之江化用到了開館致辭中，“國術館組設,原本救國之熱誠,以期強種強國,而循至于民眾均國術化。”一股席卷全國的尚武熱潮由此而起。

1929年冬，湖南省國民政府主席何鍵決定在長沙創辦國術訓練所。1932年，湖南國術館的前身湖南國術訓練所成立。這年秋天，沅江人、原本在長沙大麓中學讀書的劉杞榮考取了湖南國術訓練所男子師范班第三期，正式接受武術訓練。

60年后，文學愛好者、已開始文學創作多年的何頓遇到了這位叫劉杞榮的老者。那時，后來讓何頓名聲大振的《生活無罪》雖然已經寫出，但還沒被哪家文學期刊編輯看中。當時何頓愛好文學創作的朋友里，有一個恰好是劉杞榮的徒弟。何頓經常去那個朋友家里玩。有一次，就碰到了劉杞榮。

“那時他已經耄耋之年，頭發都白了，但精神矍鑠。”

尤其讓當時30幾歲的何頓印象很深的是，那個朋友對他說：“何頓，你莫看到劉師父80歲噠，三個你都攏不到他的邊。”

“攏”是長沙土話，“攏不到邊”意思是“挨不到邊”或“碰不到邊”的意思。何頓少時也喜歡武術，夢想過習武，只是惜于沒有機緣，沒能學武。那個朋友那么說的時候，何頓看劉杞榮的眼光就變得崇敬起來。

雖然那時就聽了些劉杞榮的故事，但上世紀90年代初的何頓創作上的注意力只在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猛鮮活的城市原生態生活上，劉杞榮這位前輩的故事，他聽了也就聽了，并沒有想著要去寫。

從何頓發表在1995年04期《文學自由談》上談其寫作的文章《寫作維生》來看，1992年的何頓一心只顧著“寫自己的生活”，“我現在之所以寫得多，就是因為想把自己的生活早點寫完.好去干別的事情。”文章中，何頓這樣寫道。

1992年的何頓，還不是專業作家。用當時時髦的話說，他那時是一名下海的中學美術老師。因為大學學的是美術，他下海后做的是與美術有些相關的裝修。中篇小說《生活無罪》便是他在給人裝修的間隙抽空寫出來的。

1990年代的何頓，他小說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說著長沙話的個體戶、下崗職工、中小學老師、公務員、街頭混混等，這都是他當老師或做裝修包工頭時經常接觸到的，主人公的年齡大多和當時的他差不多，他們出沒于何頓的生活中，當時并沒想到要當一輩子作家的何頓只想把這些人的故事寫完，然后，他好去干別的事。

如果何頓后來沒有成為專業作家，1992年他在朋友家聽到的武術名家劉杞榮的故事，很可能若干年后再無人知曉。

小說并非為國術本身張目

在何頓的《國術》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文學化了的劉杞榮，他有點像《阿甘正傳》里的阿甘。這個“阿甘”因為從小患血吸蟲病，大肚子細腿，8歲還不能走路，算命先生稱活他不過10歲，而且還說他“若不是短命鬼，就是討債鬼”。為此，他的父親從不讓他出門，吃飯也不讓他上桌，動不動還說：“我有老大、老三、老四，老四都能跑了，有他不多，無他不少。”

就這么個沅江湖區的少年，為謀取自身的生路，為逃離來自父親的敵意，他在當族長的父親給族中孩童請了武術師傅和教書先生后，站都站不穩的他嚷著要練拳、要讀書。

“人要站穩，才能打拳。能站穩嗎你？”師傅問他。劉杞榮試著站了起來，兩條腿抖得極厲害。他要去扶椅子時，被師傅制止了。“你身上有一個魔，你要打敗它。”師傅對他說。

為了打敗自己身上的魔，劉杞榮開始了殘酷的自我訓練。終于，他再不用扶椅子，也不用人扶也能出門了。在教他文化課的老師去考黃埔軍校后，他和表弟拿著老師的介紹信到了長沙繼續求學。中學三年，他們不敢回家，怕一回家就被爹娘管著不讓出來了。

三年后，他們被推薦去了不要學費和食宿費的國術訓練所。在國術訓練所，劉杞榮在“八拳”高手王潤生、前清善撲營高手紀壽卿等武術名家的指導下刻苦訓練。劉杞榮開了外掛般的人生由此正式開啟。抗日戰爭時期，他投身抗戰，組建抗日游擊隊，后赴安徽抗日，任武術教官；他仗義除暴，絕技幫民，用傷科絕技和自制中草藥，免費為百姓正骨療傷；改革開放年代，他自創門派，撰書授藝，弘揚和傳承中華武術。

對上世紀上半葉盛行的國術熱，時人魯迅明確表示過反對。他如是寫道：“在五六年前，我對于中國人之發‘打拳熱’，確曾反對過，那是因為恐怕大家忘卻了槍炮，以為拳腳可以救國……從此風氣一開，人人變為赳赳，于是軍閥不足打倒，帝國主義者不足趕走，而世界大同也自然而然的出現了。‘愿國人悉起學之’，以完成革命！”

在《國術》中，何頓雖然塑造了劉杞榮完成人生逆襲且又投身抗日、仗義除暴，最后大隱隱于市的這一國術名家的文學形象，但并非為“國術”本身張目。

小說中，第十九路軍和侵華的日軍在滬上打起來時，音樂名師鄭覲文不讓前來學習的劉杞榮等赤手空拳的三人出門：“不要去，打仗，子彈又沒長眼睛。”接著，又說：“老夫今年七十有二，經歷的事比你們多。中國從清朝末年起就腐朽沒落了，偌大一個破爛的中國，你們改變不了。”劉杞榮不贊同：“鄭老先生，都不去改變，那中國不更落后于小日本了？”鄭老先生不客氣地反問：“你有辦法阻止小日本不打我們嗎？你有，我就讓你去。”

小說臨近結尾，時間進入了上世紀80年代，少林寺的兩位僧人到長沙來請劉杞榮去少林寺去傳授棍術。年近70的劉杞榮征詢家人意見，他妻子說她想了兩個晚上，覺得他應該去，“尚武精神乃我中華民族之魂，魂都冇得了，一個民族會不思進取。”他的妻子和他一樣親歷過國破家亡、最后又見證過國家獨立、河山重整。何頓借劉杞榮妻子之口道出了他對國術的態度。

小說也展現了舊時湘楚風情

在國術傳人的人生故事之外，小說亦展現了舊時湘楚風情，再現老長沙生活場景：呷茶、聽戲的茶館；湘江上緩緩行駛的機帆船；老長沙飯館里的臭豆腐、姊妹團子、糖油粑粑……這些帶有濃郁地域色彩的描寫，栩栩如生地展現了宏大歷史背景下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

時代沉浮之中的苦厄和奮斗、初心和夢想與社會現實之間巨大的沖突，個人命運和家國命運的交織，讓這部主角為國術從業者的小說免于武俠小說的流俗。

小說中，劉杞榮的逆襲，不是靠他的天賦——他無天賦可靠，相反，他先天的身體狀況非常糟糕；也不是靠秘籍，劉杞榮所學的，他的師父們也都同樣教給了別的同學、別的師兄弟；他也沒有特別的經歷，和當時所有國人一樣，他歷經了貧窮、戰亂。讓他出類拔萃的，是他的勤學與苦練，而這，是中國傳統教育中一直灌輸給國人的品質之一。

劉杞榮的進步，是一步跟著一步的，沒有一蹴而就。他面前曾有很多狠角色，而他即使在很弱的時候，也不怵這些狠角色。小時候，他面對的最大的狠角色是他的父親，他父親曾面色猙獰地踢他，甚至希望他早死。到國術訓練所、正式學習國術后，他一次次被人摔倒擊敗過，他在一次次摔倒擊敗的過程中學會了怎么不被人打敗、學會了怎么打敗對手，也學會了尊重對手。

在自己成為一般人很難打倒的狠角色后，何頓并沒有讓劉杞榮成為一個所向披靡的強者。時代的洪流中，覆巢之下，劉杞榮手刃得了單個的敵人，但保護不了家人。他謙虛、正直，但免不了被人排擠、被人整。他靠國術贏得了一些榮譽，但他沒有拿這些榮譽去經營他的人生，他甚至情愿放下一切，去公園里教人習藝。

小說第三章，寫劉杞榮和表弟偷偷去長沙求學——“他倆溜出屋，于晨曦中相視一笑，快活地走向碼頭。兩人在碼頭上等了半個小時，天漸漸白了，躉船的竹柵欄門開了，兩個少年和著一些去縣城走親戚或辦事的人邁上了在水波中搖晃的機帆船。劉杞榮忽然有一種奔向了自由的喜悅……劉杞榮站在船頭，感覺天空很高，世界很大，他看著兩岸的樹木和房屋，看著碧青的天空，感覺自己像鷹一樣飛了起來。”這次出門，何頓在小說中說這是改變他們兩人命運的一次啟航。而國術的練習，何嘗不是改變劉杞榮命運的又一次啟航？對劉杞榮來說，國術的練習，增強的是他人生的韌性，無論困厄還是榮光，都不為所累。

對話

“小說家自己寫得過癮，小說才會好”

瀟湘晨報：您最早知道《國術》主人公劉杞榮的故事是在什么時候？

何頓：最早是1992年，他有個徒弟，喜歡看我的小說，我和他玩得很好。在他屋里，我碰到了劉杞榮先生。那時，我就聽了很多劉杞榮的故事。例如書中寫到的日軍投降后他和山田凱男的比武。山田凱男是日本的一個武術家，也是日軍的聯隊長。他們比劈刺。互刺10槍，山田凱男刺中劉杞榮6槍，劉杞榮刺中他4槍。再比摔跤，10跤山田凱男全輸。另外，上世紀湖南首屆散打比武，何鍵講一直在臺上沒被打下來的是冠軍，我聽劉杞榮的崽講，他講他父親打到第六個第七個的時候不想打了，沒什么力氣了，散打不像摔跤，散打要用力打，摔跤還可以借力摔，但他最后還是打到底了，連續打贏了十一二個，得了冠軍。這些故事，我1992年的時候都曉得了。但我那個時候不關心武術，那類生活和那類題材我都不關注。

瀟湘晨報：那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這個題材并決定要寫出來？

何頓：大概是六七年前，電視上一些男性角色缺乏陽剛之氣。我就很迷茫。那個時候，《國術》里劉杞榮的故事就蹦到我腦袋里來了。我有責任寫一部以武術強身健體、有報國思想等等內容的作品，這樣可以扳正一下那些人的思維、想法。

瀟湘晨報：劉杞榮、向愷然（平江不肖生）等是現實中真實有過的人物。以這些真人真事寫作小說，和你平常純虛構的小說寫作，處理起來有沒有什么不一樣？會不會讓你縮手縮腳？

何頓：沒什么不一樣。我在寫作《國術》前，我讓他的兒子、他的徒弟再幫我講述他的故事。我跟他兒子講，我要寫這些故事，我要當作小說來寫，不會當作傳記或者紀實文學寫，我要設計一個文學上的武術人物，是文學的創作。他講好，那要得，那很好。我講比如你母親那條線的故事可能是真的，但你父親的其他女人——他父親結過三次婚，那些女人的故事我要自己來設計，就不要你給我提供，可以不？他說可以。我還跟他講，作為純文學創作，你講的故事可能只占三分之一，其他就由我虛構，我寫完給你看，你覺得可以用你父親的真名，你就給我授權，要是你覺得不可以用真名，那我就另外取個名字。我寫完給他看，他覺得蠻好，就給我寫了個授權書。不過，小說中的劉杞榮就是小說中的劉杞榮，不要和真的劉杞榮聯系在一起。劉杞榮已經是一個文學形象了，就像霍元甲和葉問一樣。

我寫《黃埔四期》時也是這樣，也給主人公的子女看了，有個主人公的子女不同意用真名，那我就改了名字。故事我已經寫出來了，人物是我樹立起來的一個形象，我不可能把他抹殺不？小說家首先面對的是自己，自己寫得過癮，小說才會好，寫的時候左顧忌右顧忌，這樣的作品就寫不好。

瀟湘晨報：你是怎樣避免把這部武術人物的小說寫成武俠小說的？

何頓：有個朋友給我發了條短信，他前幾天看完了《國術》。他講他以前從來不看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的，但《國術》他看得津津有味。武俠小說的套路，例如跌到什么洞里，遇到什么奇人或秘籍，等等，都是亂彈琴的。《國術》里的故事有很多都是真的。劉杞榮是真的湖南第一屆散打和摔跤冠軍，他是真正殺過日本鬼子的，這些都不是假的。

瀟湘晨報：你聽到的劉杞榮的故事，有沒有哪些是你很猶豫要不要寫入小說的？

何頓：沒有。這部小說真正讓我猶豫的，是人物對話到底要不要用方言。普通話面對全國讀者會好些，但會丟掉些湖南特有的韻味。方言是脫口而出的，是有沖勁的，我覺得閱讀是要給人快樂，如果給人痛苦那就沒必要了。方言給人帶來的快樂和親切感是比普通話多一些的，至少在湖南的讀者這里多一些。例如書中我寫曠楚雄在劉杞榮獲得優等生、周進元進了前10后喊劉杞榮、周進元請客吃飯，周進元對劉杞榮有誤會，不想去，曠楚雄踢了他一腳，說“去，莫鬼相樣子。”這個“鬼相樣子”就很有味、很有力。

另外對一些痞話的運用，也有過猶豫。完全不用，好像不是習武之人的性格，用多了，降低了小說的品格。痞話和臟字在文學中的運用，是有一定的沖擊力的，會讓人眼睛一眨：啊呀，他咯里敢用這個字啊。讀者總覺得文學作品是生活的升華、演繹，要比實際生活干凈一點，但有時候干凈了就體現不了一些人的性格。

瀟湘晨報：感覺您對劉杞榮的塑造代表了您理想中中國男人應該有的形象。

何頓：中國男人在上一輩人其實大多是劉杞榮這種品質，他們即使做出了現在的人看上去是天大的功勞，但他們認為這冇得什么，是他們應該要做的、必須要做的。真有本事的人，他任何時候都是很謙虛。就像劉杞榮，他是真正有一身本事的，他從不宣揚自己，但到該出手的時候也毫不猶豫出手。他能夠很輕易地打倒對手，但又會給對手面子，他有武德，不會讓人很難堪，能夠讓的時候就讓。

(原載“湖湘地理”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