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記》的最后，阿來寫下這兩行字：“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動筆。2018年國慶假期完稿。”

　　一本被視為“安魂曲”的書，就像一塊靜靜佇立的紀念碑。

　　阿來曾剖白這段“失語”的時光，“我自己產(chǎn)生一種警惕，覺得在汶川地震的重大現(xiàn)實面前，文學應該寫出更有價值、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東西。但究竟是什么，當時我沒有想得很清楚，但有一天我肯定會動筆。”

　　《云中記》的時間線，以鄉(xiāng)村祭師阿巴離開移民村，回到震后已荒蕪無人的“云中村”告慰亡靈的第一天開始，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到第七天，到第一個月，到第六個月，直到“云中村”因山體滑坡徹底消失的那一天為止。

　　“云中村”是一個藏族的古老鄉(xiāng)村，“云中村”又可能是在中國的任何一處土地上，一個個中國古老村莊的縮影。

　　春風悅讀盛典舉行的前幾天，錢江晚報記者與阿來進行了對話。

　　年度白金圖書獎得主：阿來

　　十年后的安魂曲

　　一場對消逝和重建的慰藉

　　十年后的觸動

　　三個月就寫完初稿

　　錢江晚報(以下簡稱錢報)：“云中村”是完全虛構的嗎，它有一個現(xiàn)實原型，還是無數(shù)村莊的濃縮符號?

　　阿來：在四川泯江周邊，這樣的村很多，那種村落很典型。說到這個“云中村”，我還是希望一個作家寫小說，筆下的地理、自然環(huán)境要有真實感，不然就是空洞的。不要虛化小說的空間，不然現(xiàn)實感會降低。

　　錢報：書中的主角“非物質(zhì)文化”阿巴，他從一個半吊子的祭師，學習做一個真正的祭師，最后選擇與云中村一起消失。為什么在十年的思索與沉淀之后，關于這場大地震，您最后給讀者的“第一人物”是阿巴?“阿巴”有沒有原型呢?

　　阿來：我住在成都。當年地震，我算是個有限度的參與者。作為志愿者，也在災區(qū)工作了很長時間。我當時想，我寫什么呢?怎么寫?災后是漫長的恢復重建。重建更多不是物質(zhì)層面的，更多的是心理問題，那種修復很難被看見。

　　阿巴是有原型的。有一天，搞攝影的朋友扔了張照片給我。他說，某某村你知道嗎?地質(zhì)調(diào)查說最后要消失，所以就移民了。那個村有個人，每年到祭奠亡靈的時節(jié)，他就回去。照片上的人，那身祭師的行頭很特別。這件事對我有觸動，但那時我也沒多想。

　　我在寫《格薩爾王》的時候，寫了一半，忽然地震來了，我就離開書桌，去當志愿者。等我回來重新?lián)炱饘懽鳎蝗痪瘓笠焕?，已?jīng)十周年了。我一下就不行了，當時幾乎不能控制，淚流滿面。于是我鎖了門，至少有半個小時放任自己的情感,然后就開始寫這個小說。寫的時候，完全是歷歷在目，太熟太熟了，那氣味那場景。三個月，初稿就寫完了。

　　文學不應僅關注人與人的關系

　　錢報：您是個特別親近自然的人，這些年是一直生活在都市嗎，還是總有時間在大自然里游走?

　　阿來：我每年寫作時間并不長，經(jīng)常就是去走走。我們在城市里穿行，城市生活是自然而然的，真正不了解的，是鄉(xiāng)村的問題。到哪兒我都說要看看農(nóng)村，鄉(xiāng)村確實需要我們特地去加以關注。只有鄉(xiāng)村真正發(fā)生了變化、轉(zhuǎn)變，農(nóng)民從意識、從文化上，成為現(xiàn)代人，中國的現(xiàn)代化才能完成。

　　每年我有大量時間旅行，去鄉(xiāng)村，也發(fā)現(xiàn)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文學是一直有自然在的，比如山水詩。張岱寫《陶庵夢憶》《西湖尋夢》，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文。我非常喜歡杭州，過去十多年，要么春天要么秋天，每年會在杭州住上個把月，西湖周邊都走遍了。

　　今天的中國文學，太拘泥于人跟人的關系了。但除了人跟人的關系，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更大的關系里頭。跟植物，跟動物，跟一座山一條江，都對我們有情感的撫慰。當我們在人類社會中得不到撫慰時，就在自然中尋找。

　　錢報：您在書中還提到一種人跟語言環(huán)境有關的關系，比如阿巴們使用漢語時，就呈現(xiàn)出另一個形態(tài)來。

　　阿來：少數(shù)民族語言里，有那種書里寫的誠懇莊重的語言。至少這是一個文化現(xiàn)象，我呈現(xiàn)出來了。但不急于下結論，更重要是客觀的呈現(xiàn)。

　　我覺得對作家來說，還有個跟語言的關系。網(wǎng)絡時代到來，寫作越來越粗放，但是大部分看不出有2000年的歷史傳承，是一種粗俗的文字。雅正的語言是我喜歡的。人家能做那么好，我們做不好，很丟人。長江黃河的感覺去哪兒了?一個作家對中國歷史、對文化有敬意，首先應該集中在語言的體現(xiàn)上。

　　錢報：《云中記》不僅是一本關于災難的安魂曲，也是一本關于“文明沖突”的厚重之書，書中處處有古老習俗與現(xiàn)代文明的碰撞，您寫地震，同時也寫了一個鄉(xiāng)村的百年發(fā)展史和消亡史。

　　阿來：我內(nèi)心有一個東西。中國文學有個小毛病，過于追求某種思想性。我認為文學的深度是情感。過于追求主題的東西時，會造成文本的單薄。

　　當下的世界，小到一個城市，一條街，一條胡同都在變化中。舊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產(chǎn)生，會發(fā)生沖突，要靠人的生活去表達出來。消失的在消失，生長的在生長，不然地球早裝不下了。

　　我更愿意審美不過于絕望

　　錢報：書中還說到了記住和遺忘這一對矛盾。移民村的人們普遍認為，要不了一百年，云中村會徹底被忘記。您曾說過，“我并不認為所有舊的東西都應該保存下來”，但萬物又都有發(fā)生和消亡的時候。您是怎么看待遺忘和記住的?

　　阿來：我覺得遺忘才是一個主調(diào)。可能遺忘的過程中，有一個過濾，能不能把某種精神性的東西傳承下來。人們說革故鼎新，我以為對舊事物的留戀，很多時候也不是真的留戀，而是一種集體的謊言，或者說一種表演，一種下意識。

　　我覺得梭羅已經(jīng)很裝了。

　　錢報：《云中記》主要是彰顯災難后重建家園和修復心靈，善與美的力量是全書的主要支點。您是否有意地將人性比較負面的東西進行了隱晦的處理?

　　阿來：我想從《詩經(jīng)》開始，世界文學主要還是向善向美，我個人經(jīng)驗中，更愿意審美，不過于絕望，我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也更喜歡寫真善美的東西。雖然人性有各種暗惡之處，但大部分人，還是希望世界變好。如果真善美都熄滅了，那地球是不是得滅亡了?

　　我們說的“解構”并不是最終之道，解構是拆房子了。問題是，我們怎么去建構呢?我覺得建構更重要。拆完了不管了，還是不行。

　　人生中，我們還是希望得到一點慰藉。就我個人來說，文學是救贖之道，能從中得到一點安慰。不然我們不就成了我們鄙視的“那些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