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在一個“千年瑤寨”住過幾天。村子很小，晚飯后，會繞著村道、風雨橋、長廊散步，有時就坐在進行民族歌舞表演的夷勉堂廣場，吹風，躲雨，閑話。夜靜人空，我們的聽眾只是那些擺在亭廊角落的長鼓。我想追溯此地的“千年”來歷，可原生態(tài)民族地域文化少有蹤跡，歷史說不出個子丑寅卯，建新如新的旅游景點過于單調，頗有些小失落。倒是因此見識了逢年過節(jié)廣場上表演的長鼓，大小不一，長短不同，也有幾只上年歲的老鼓，算是對瑤族的長鼓實物建立了初印象。

　　到了深秋，再次因公前往大瑤山。晴空萬里，山水明媚，當此時有人引吭高歌。這也是我所納悶的，路經之地，瑤民都很內秀，鮮有開懷歌唱之人。行至一個叫文明村的窄窄山路上時，我心血來潮與遠在家鄉(xiāng)的師姐發(fā)微信，順手拍了幾張瑤山風景。師姐十九歲主演的舞蹈《踏水謠》，獲過全國大賽金獎。十幾年前，她追逐夢想，考研到中央民族大學，做的碩士論文選題就是瑤族長鼓舞。她幾次到這里進行過田野調查，走訪了幾十位民間藝人和文化工作者，寫下了十多萬字的日志，留存了千余幅圖片資料。她很快回復我，文明村有位國家級非遺傳人趙明華，是她拜師學藝的民間老藝人之一。

　　因了好奇和這層關系，到了文明村，我就迫不及待地問村干部，趙老住在哪里?村干部說，住在西邊，不知在家否。后來我坐村干部的摩托去由老村部改成的衛(wèi)生室，一路上，我連珠炮式地問村秘書，趙老身體還健朗不?村里平時打長鼓的人多嗎?長鼓文化活動經常進行嗎?……村秘書是位剛從廣東辭工回來的年輕人，回答有些潦草，大意是趙老身體大不如以前，有時犯糊涂；年輕人外出務工，會打的人很少了；老村部前坪的文化活動舞臺，也多是中老年婦女聚在一起跳個廣場舞。

　　總之，這個居住著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的村莊，我看不到太多長鼓舞文化的痕跡。也許正如村秘書所言，不是過年過節(jié)，沒人打那東西，我來得不是時候。

　　原本看過村衛(wèi)生室的狀況就要返回，村秘書突然指著坡下拐角的一幢磚瓦房，說趙老就住在那里，門是開著的。我興奮起來，馬上說去看看。

　　從里屋走出來一個老頭，矮個子，戴頂鴨舌帽，滿面愁容，其貌不揚。與師姐拍過的他打長鼓的照片比較，蒼老了許多。畢竟又過去了十多年，歲月不饒人，人的精氣神都被時間蠶食了。趙老對師姐的印象很深，對我的到來也表現出囫圇的熱情。我在他家待了差不多半小時，他打開話匣子，翻覆著講老婆生病住院，差點出了醫(yī)療事故，又按瑤人習俗，連夜趕送回家才離世的經過。他聲音齉齉的，像是感冒了。這是一次讓我感到尷尬的交談。我目光掃到屋里墻上貼著許多他過去赴外地參加文化活動寫的詩詞，倒是陽光普照，情緒飽滿。其中有一首寫與臺灣文化考察團交流的詩：“海峽兩岸緊相連，炎黃子孫一脈承。咫尺天涯初相見，且將長鼓訴真情。”眼前現實，卻有種物是人非之感。

　　從山村回城的日子，我耳畔時常響起臨走時問趙老還打不打長鼓的回答：“打不便了!”一個“便”字，是許多我們看不到的生活里的曲繞起伏、得失歡悲。后來我與師姐有過幾次電話長談，她告訴我：“趙老十七歲參加工作，當過二十六年的民辦教師，一九八一年拜師學習長鼓。那時候六十多歲的他邊干著地里農活，邊組織村里的長鼓活動。他希望村里能建成一個長鼓風情園搞旅游開發(fā)。在大多數人渴望名利帶來經濟效益的今天，唯有他為了一份承諾、一份責任，義無反顧地為長鼓舞無私奉獻。”師姐最后說，“一方山水養(yǎng)一方人，給趙老寫點東西吧。”

　　趙老這般具有多重身份的村民，是鄉(xiāng)村(民族)文化最本真的踐行者、傳播者。長鼓舞本是瑤民遷徙游耕、日常起居的記憶呈現，長鼓舞的傳承也可視為一個民族歷史的傳承。也許不是因為長鼓，趙老一輩子也不會從這個山旮旮挪動到別處。在屬于他的激情年代，他定是以最樸實、最赤誠的情懷面對神龕前的長鼓，每天唱著同一首贊美詩。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來維護的社會共同經驗。如此細思，長鼓舞傳承人的“當前”，既有著個人“過去”的投影，也是一個民族“過去”的投影。這種“過去”即歷史，不是點綴不是裝飾，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過去做記者時，我參加過“送文化下鄉(xiāng)”的采訪，回想送別時站在山坳上趙老孤獨的身影和冷清的村莊，突然有個清晰的理念蹦跳出來：鄉(xiāng)村從來不是沒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流失。城鎮(zhèn)化、文化斷層、外出務工、缺少修繕維護鏈接……在文化消失的過程中，我們回不去的鄉(xiāng)土，正一點點地遺棄我們本該豐盈的靈魂、本該視若珍寶的記憶。

　　于是，在傳承的主動與被動、記憶的存留與舍棄之間，我選擇了小說中的“盤修年出山”和尋鼓的故事來講述當下鄉(xiāng)村文化中“三明治”式的尷尬，以及鄉(xiāng)村(民族)文化在消失中被喚醒、被推到前臺的希冀。

　　二〇二〇年初新冠疫情暴發(fā)，外界的紛擾、內心的焦慮，只有在《長鼓王》的寫作中得以消弭。因那張時常在我眼前晃動的布滿皺紋和愁容的臉，屬于大瑤山的長鼓文化被以文字的形式雕塑成型。感謝《人民文學》雜志，小說寫完后發(fā)給編輯梁豪，履行我們去年在湖北利川活動中初次見面時的稿約，他很快給出了對小說文化意義的認可和修改建議。我又將小說發(fā)給師姐，她更是用心閱讀并從長鼓舞的專業(yè)角度，切中肯綮地說了她的讀后感。我反復打磨，山村行走的一幕幕就映現眼前，這個作品也因此成為一段難得的下鄉(xiāng)生活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