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說到宋燕，卓嘎眼眶瞬間濕潤了。

　　個不高，有點胖，長得有些黑的卓嘎，其實是個樂觀開朗、特愛笑的藏族姑娘。而宋燕，嚴格地說，她還算不上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隊伍的“正規軍”，她只是去年下半年日喀則市人民醫院為創三甲，臨時從上海仁濟醫院消化科內鏡中心護士長崗位進藏指導的“游擊隊”。

　　“宋老師援藏時間不算長，但她是最讓我舍不得的一位老師了!”卓嘎絲毫沒有掩飾自己的情感。她說：“宋老師把所有的知識和經驗傳授給了我，沒有絲毫保留。”

　　卓嘎清晰地記得，2017年10月30日晚上10點多，宋燕來到日喀則，雖然卓嘎已下班，但一直在醫院等她。2016年，卓嘎赴上海短期培訓，曾到宋燕科室學習過。“所以一見面，我們都很激動，獻過潔白的哈達后，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

　　宋燕初上高原，嚴重的高原反應使她根本睡不著覺，血壓110到160了，心跳也很快。但讓所有人驚訝的是，第二天宋燕就出現在消化科內鏡中心了。卓嘎說，本想著跟宋老師熟，好說話，但沒想到第一天就碰了釘子。

　　“當時我正在簡單地用自來水對內鏡進行清洗，宋老師走了進來，板著面孔。宋老師問我，卓嘎你覺得你清洗消毒程序做得對嗎?我先是搖頭，然后說，我在薩嘎縣人民醫院時就是這樣，一直這樣。宋老師說，如果內鏡消毒工作不到位、不規范，不僅醫院創不了三甲，還很容易造成病人感染。后來我才知道，那天早上宋老師經過門診時，看到一名護士給患者抽血后，竟然沒用棉簽，而是直接用手按，都急得掉淚了。

　　“宋老師對我要求極其嚴格，消毒設施必須重新布置，必須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按程序做。開始我覺得這樣做太麻煩了，也沒必要，但宋老師從濃度測試、清洗流程到干燥臺如何干燥等等，都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做給我看，直到我完全學會、理解為止。慢慢地，宋老師的耐心戰勝了我的煩躁，我覺得她不容易，大老遠從上海跑過來，就為教我做這些。想著想著，我甚至內疚起來。

　　“醫院創三甲評審前，我很緊張，怕答不好專家的提問。宋老師鼓勵我說，不要緊張，就按平常教的說，有什么問題，也不是你的錯，是我沒教好。評審時，我們科室高分通過，晚上宋老師還發微信表揚了我。宋老師完成了她的使命，1個多月后她返回上海。臨走時，她握著我的手說，卓嘎，我拜托你一件事，你必須繼續努力，把規范在醫院普及開，主要是普及觀念和思想，你要成為思想的傳播者。我重重地點著頭。

　　“今年6月中旬，中國衛生監督協會消毒與感染控制專業委員會要在山東淄博舉行內鏡感染控制技術培訓，宋老師打電話來鼓勵我參加。我沒有猶豫。宋老師是考官，畢業考試時，她看到我理論和操作都非常熟練，特別激動。我順利拿到了國家級的感染控制合格證書。宋老師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說，‘你拿到的不只是一紙證書，而是西藏醫護人員的夢想與未來。’”

　　說到這里，卓嘎若有所思，仰望著湛藍的天空，白云帶著微笑，從頭頂飄過。

　　行走在西藏高原，數百個宋燕，上千個卓嘎，正向我們款款走來……

 

 

　　二

 

　　楊海明清楚地記得，那是2015年8月31日，一個藏族漢子抱著一個兩歲半的小女孩走進了門診。

　　藏族漢子個兒不高，黑黑的，但很壯實。他眼眶濕潤，望著楊海明的眼神里滿是渴望和期待。楊海明心想，這位藏族漢子肯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難題。藏族漢子說，他們是山南市人，女兒患了肺炎，已經在山南治療半個月了，還是不見好轉。看著女兒難受的樣子，全家心如刀割。

　　小女孩咳喘嚴重，甚至不能平臥，只能依靠吸氧維持生命。楊海明迅速作出判斷，這是一例明顯的“氣道異物”。經過胸部CT及氣道重建，他發現孩子的左側氣管異物堵塞，并且位置較深，需要支氣管鏡才能取出。

　　其實氣管異物是兒童很常見的意外傷害，在內地大多數醫院，這都是一個可以迅速解決的小問題。但在查閱了相關資料后，楊海明震驚的發現，此前整個西藏從未有過氣管異物的報告病例，當地醫生甚至沒有類似的診斷概念。

　　雖然只是常見病，但如果不取出異物的話，會反復引發肺炎，孩子要用好久的抗生素，肝脾功能會受到嚴重損傷，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給孩子造成一生的痛苦。

　　從北京兒童醫院呼吸二科副主任醫師崗位來拉薩市人民醫院援藏的楊海明，博士畢業，完成了數千例氣管鏡手術，其中不乏許多頗具挑戰的疑難病例。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楊海明找遍了整個醫院，卻沒有氣管鏡。在院長于亞濱的協調下，另一家醫院找到了一個氣管鏡，不過做氣管鏡的專家出差了。

　　楊海明火急火燎地跑到那家醫院一看，多年前獲贈的氣管鏡由于擱置許久，機器已經落上厚厚的灰塵，甚至按鍵的彈簧都已經生銹，彩圖系統也無法顯示。有總比沒有強!楊海明對這臺舊機器整修一番，準備披掛上陣。但問題又來了，他們只有鏡子，沒有鉗子。兒童氣道狹小，在高原做手術極具挑戰性，沒有專業的工具想都不要想。院長于亞濱說，買肯定來不及，采購手續復雜，設備買來要幾個月，人命關天，你只有求老東家北京兒童醫院了。得知這一情況，北京兒童醫院很給力，很快從北京快遞了鉗子，還有一個嶄新的氣管鏡。

　　設備有了，但只有楊海明一個專家，連個助手都沒有。這讓院長于亞濱十分糾結，她知道消化內科有北京來的援藏醫生，也是做鏡子的，但畢竟此鏡非彼鏡呀。消化內科的幾個援藏醫生聽說這個事后，主動請纓，要求給楊海明當助手。幾個醫生還向于亞濱保證，雖然做不了手術，但畢竟都是做鏡子的，當個助手還是沒問題的。即便如此，手術前，楊海明與幾個消化科醫生甚至吃飯時都在餐桌上進行反復的研究演練。

　　終于，手術開始了，氣管鏡緩緩抵達小患者的左主支氣管，一粒完整的瓜子正隨孩子的呼吸不斷移動。由于在氣管內長時間浸泡，瓜子體積膨大，小巧的兒童活檢鉗非常難夾住。

　　第一次，失敗了；

　　第二次，又失敗了。

　　楊海明做了一下深呼吸，汗水浸濕了衣服。

　　輕點，再輕點。夾住了!

　　楊海明屏住呼吸，和助手配合將氣管鏡和活檢鉗一起慢慢退出氣道，孩子的呼吸立刻順暢起來，效果立竿見影。

　　看到孩子馬上就活潑起來，那個藏族漢子俯下身，把額頭緊緊貼在楊海明的手掌上，久久不愿放手，抬頭時臉上噙滿淚水。

　　手術成功了!但楊海明心情卻更沉重了，“難道今后每一臺手術都要如此拼湊?”他在心里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利用這一年援藏時間，讓氣管鏡技術在這里“扎根”!

　　幾天后，楊海明帶著當地醫生、兒科主任邱全芳，拿著一個名為“西藏地區建立兒童氣管鏡室的必要性”的報告，走進了于亞濱的辦公室。楊海明作了三點闡述，一是建立兒童氣管鏡室非常迫切，二是他有決心建成，三是他有決心把隊伍建起來。于亞濱一拍桌子說，海明，這個方案很好，困難再大，咱也得干。

　　立項，科室的設計布局，設備采購，家具安裝……在援藏醫生、藏族同事及后方北京兒童醫院黨委全力支持下，一切都順順利利。其實，此時更重要的是傳授技術。每周，楊海明都會給同科室的醫生護士授課，從基礎理論開始，然后進入模擬演練……春節前后是援藏干部回內地休假時期，楊海明也回了北京，但他帶回了四名醫護人員。從早到晚，他就帶著這四名西藏本地的醫護人員，圍著氣管鏡轉，手把手地進行床旁“實操”。

　　2016年5月12日，西藏第一家兒童氣管鏡中心正式成立并開展了第一臺氣管鏡手術。隨后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中心就成功完成氣管鏡術60余例，并完成了經肺透壁肺活檢、氣道狹窄球囊擴張術及異物取出術等復雜手術。讓于亞濱放心、讓楊海明欣慰的是，這60余例都是當地藏族醫生獨自操作完成的?？吹街行募t紅火火開展起來，楊海明也安安心心回到了北京。至今，中心已順利完成了400余例手術。

　　2016年12月20日，兒童氣管鏡中心的藏族大夫玉珍，從一個14歲大的藏族男孩肺里取出一個滯留了五年之久的筆帽，并做了根治性的治療。

　　楊海明說，無須看過程，僅憑這個結果，就足以讓我興奮，因為這意味著氣管鏡在高原落地生根了……

　　隨著援藏醫生的到來，新建科室如雨后春筍般在高原冒出，雖年限都不長，但哪個科室又沒有經歷過蛻變的痛苦與艱辛呢!

 

 

　　三

 

　　與于亞濱院長首次見面，就感受到了她的干勁與直爽。

　　2015年8月19日，于亞濱從北京婦產醫院來到拉薩援藏。當時中組部派了8支醫療隊，共143人，北京協和醫院等醫院對口支援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北京、遼寧、上海、安徽、廣東、重慶、陜西7個省市對口支持西藏7個地市人民醫院，其中北京對口支援拉薩市人民醫院。“8個隊長，就我是個女同志，還讓我干正職院長，你說我能不忐忑嗎?”

　　其實最讓于亞濱擔心的是，這次由中組部牽頭的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雖然規模擴大了，數量增加了，專業齊全了，但與以前的援藏模式相比，任務徹底變了。于亞濱說，原來醫生援藏只給病人治病，這次中央明確提出，要實現“輸血”向“造血”的轉變，要建設一支“永不走”的醫療隊。面對如此重任，說實話，當時我真的緊張得不行，我一直跟北京婦產醫院的院長、書記說，我沒有管理經驗，能不能只掛個副職。書記安慰我說，組織讓你干院長，是經過綜合考量的，你安安心心、放開手腳干，北京是你堅強的后盾。說歸說，但工作還是得自己帶著大家一步一步地干呀。你想想看，當時拉薩市人民醫院320多名醫務人員，我們援藏干部才十來個人，不顯山露水，要改變他們的理念談何容易呀。

　　于亞濱是幸運的。有著悠久建院史，又有過生死存亡經歷的拉薩市人民醫院，特別懂得珍惜和尊重人才。20世紀90年代中期，醫院情況非常糟，當時已經是市場經濟了，但醫院沒有轉型成功，而且一些早期來的內地老專家也紛紛內調回去，醫院要人沒人，要設備沒設備，連藥品都沒有。這讓當時的拉薩市領導非常著急。為了改變醫院管理混亂、人心渙散的情況，當時的市領導向對口援建拉薩的江蘇省提交了派遣醫院管理人員的請求。于是，時任蘇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黨委副書記、泌尿外科專家溫端改，成為江蘇省派出的第一任援藏院長，正式擔任拉薩市人民醫院院長一職。他很快理清了思路，摸清了醫院的情況，并迅速提出對策，從內地請來專家，用兩個月建章立制，確立了進二級甲等的目標……他救活了拉薩市人民醫院。從那時到2015年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江蘇一共派了7任援藏院長。

　　于亞濱說，醫院的業務發展，人才是關鍵，培養當地醫務人員，留下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是我們醫療援藏工作的重點。我們采取團隊帶團隊，專家帶徒弟的方式，來實現“輸血”向“造血”的轉變，每年都會組織拉薩本地大夫到北京參加學習培訓，在臨床實踐中更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拉薩本地大夫的業務水平和業務能力有了大幅提升?，F在醫院開放床位已經從257張增加至337張，新建急診科、重癥醫學科(ICU)、血液透析中心、心臟重癥監護室(CCU)、高壓氧艙、感染控制科、呼吸內科、神經內科、腎內科等12個學科，全部學科達到31個。門急診量從9.6萬人次增加至19萬人次，幾乎翻了一倍；住院人次從7332人次增加至10122人次，增加38.1%；平均住院日從11.4天縮減至9.7天，手術臺次從2014臺次增加至2583臺次，增加28.3%；醫院總收入由1.41億元增加至2.69億元。中組部陳希部長先后三次來拉薩，看到了醫院三年來的每一步進展，評價我們取得了“格局性的變化，歷史性的進步”。

　　剛來時，望著觸手可及的白云，遙想三年該是多么漫長，而現在，三年援藏馬上到期，凝練的卻是不舍與對這片土地無盡的牽掛。援藏三年，于亞濱每天晚上十二點睡覺，早上五點起床，白天處理行政，晚上處理文字；把身體不好的老公帶上高原，自己照顧和調理，盡量把出藏學習和出差的機會讓給同事；每周給體弱多病的父母、公婆打個電話，和正在上學的女兒視頻聊天兩次……

　　從北京佑安醫院護理部副部長崗位援藏的張莉莉，無疑是于亞濱的得力干將之一。2003年北京“非典”時，張莉莉就主動請戰，兩進SAS病房；2016年7月援藏，一年后又決定延長一年。

　　她說，剛到西藏，看著新鮮而神秘的一切，有點興奮與激動。但當她走進拉薩市人民醫院護理部，到各科室轉了一圈后，馬上感到自己肩上擔子的沉重。張莉莉說，我到各科室一轉，非常震驚。病房零亂，病人和家屬有在里面席地而坐喝酥油茶的，有在里面抽煙的，甚至有在新生兒重癥病房燒香的；打開庫房，里面亂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簡直就是個雜貨鋪；護士儀表同樣不規范，要么沒戴護士帽，要么沒穿白鞋，要么戴著手鏈手鐲。當時我想，這哪能行，必須整治，從儀容儀表抓起。

　　張莉莉說，抓規范，必然會觸及他們的理念。當時我提出，所有護士，必須全部進行培訓，只有培訓合格才讓上崗，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要一直培訓，反復培訓。但有的護士就是改變不了老習慣，總是過不了關。我著急呀，還拍過桌子，但有些護士不著急，反倒微笑著安慰我說，張老師，您別著急，我們一直這樣。要改變他們的理念，不能說教，必須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持之以恒，才能循序漸進。

　　張莉莉一邊對護士進行培訓，一邊編寫規章制度。她說，白天要培訓護士，到處檢查，哪有時間，只有利用晚上編寫制度了。“那段時間，我接連編寫了10本關于護理方面的規章制度，總共48萬字?？赡苁翘戳税?，昏過三次。其中一次發高燒，燒到39.6度，呼吸困難，思維混亂。”

　　其實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都難不倒張莉莉，最令她擔心的還是家中的二老。有一天晚上，她給在北京的父親打電話時，感覺他是躺著在說話。“我問他，爸，身體沒啥事吧。我爸說，能有啥事，我和你媽都好著呢。我相信自己的預感與判斷，掛了電話，我立即給我愛人打電話說，你趕緊去一下，爸是不是出了問題。一個多小時后，我愛人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只猜對了一半，爸和媽都病在床上，我按門鈴15分鐘后，爸才把門打開。也就是說，我爸從床上下來，走到門口，不到10米的距離，他走了整整15分鐘。我愛人還說，老人床頭放滿了剩飯剩菜和水杯，他們之所以不想讓我們知道，是不想讓我們擔心……”

　　此時，張莉莉已經淚流滿面。

 

 

　　四

 

　　醫療援藏，就是在高原播下現代醫療的種子。

　　在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采訪時，1983年就參加工作的消化科主任李群英介紹說，20世紀50年代國家就開始援藏了，當時醫療隊都是騎著馬來援藏，他們不僅要到拉薩等地，還要到更遙遠的阿里，路途迢遙，生活艱苦，前輩們毫無怨色地堅持下來，靠的是一種精神。也正是這種精神，鼓勵著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在西藏高原拋灑青春與血汗。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不僅要傳承精神，更重要的是播下種子。

　　在高原，種子破殼蛻變的過程必然是漫長的，也是痛苦的，其成長更是艱難的。去年我在山南隆子采訪過郎宗老人帶領藏族鄉親種植沙棘，在異常艱苦的高原雪域扎根生存的故事。我深知，在那片雪域高原，要讓一粒種子成活，并生根發芽，何其艱難。而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要讓種子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更需要種子的強大內心，以及遼闊的精神世界和巨大的創新精神。

　　讓我們欣喜的是，無論是在西藏的首府拉薩，在位于祖國西南邊陲的日喀則、山南，在被譽為“西藏江南”的林芝，還是在山高谷深、地形復雜的那曲、昌都，以及遙遠而神秘的阿里，“種子”都已經生根發芽了。但稚嫩的她們，還需得到呵護，也會面臨磨難。

　　西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第八批援藏干部人才總領隊郭強介紹的一組數據，深深震撼著我們內心：實施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三年來，西藏332種“大病”不出自治區，1914種“中病”不出地市，常見病不出縣區就能治療；“1+7”醫院(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和西藏7個地市人民醫院)門診量、住院量、手術量分別比2014年增長了17.34%、62.59%、62.59%；全區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比2014年分別下降了6.43‰、6.86/10萬，孕產婦住院分娩率比2014年提高了8.47%……

　　無疑，這些用生命書寫的數字，是艱辛與血汗，情感與溫度，夢想與情懷，甚至生命的凝結!

 

　　(作者：紀紅建，系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獲得者；尕瑪多吉，系本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