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揭曉，獲獎的34部(篇)作品中，紀紅建的《鄉村國是》成為了湖南在本屆唯一的獲獎篇目，也實現了湖南報告文學類別在魯獎獎項上零的突破。

 

　　湖南省作協機關及下屬的毛澤東文學院內，紅建的忠厚實誠是有口皆碑的。因為他來自望城，又得另一美譽：雷鋒家鄉活雷鋒。這不是調侃，是同事們達成的共識。

 

　　望城因為雷鋒而名揚天下，而雷鋒精神的一個亮點便是“傻”。雷鋒也曾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如果說這就是傻子，我甘愿做傻子。”這種“傻”，與大眾腦海里的“老實”幾乎是同義詞。

 

　　雷鋒平素不亂花一分錢，但撫順成立人民公社，他支援一百元；遼陽發生水災，他又捐獻一百元。兩百元錢，是他全部的積蓄。

 

　　《鄉村國是》的采訪，自費走14個省、39個縣、202個村莊的工薪族作家紀紅建，可想而知經濟并不寬裕，而他的行走本身就蘊含文藝扶貧的實質。但面對大山深處孩子因貧輟學的無奈與傷悲，他還是忍不住數次解開自己的錢包，用善良和愛去把那些眼眸里的失望點燃成希望。

 

　　平常與同事、文友的相處，他能讓人感受到春天的舒適。繁忙的工作與創作之余，他古道熱腸，樂意幫助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這也許是望城那片土地的人們與生俱來的溫暖特質。

 

　　沒人說他傻，但確實有人評價他老實。

 

　　而在我的理解里，“老實”并非迂腐，更不是無能，而是一種情商與智商俱高的表現。沖著“老實”這兩字，人人都毫無戒備與防線同你交往，真誠以你為友……這份信賴，豈是那些城府與心機并重的人所能奢望到的?

 

　　之所以能擁有讓人迅速親近的性格因子，應該來源于紅建農家子弟的出身。他不止一次跟我表示過他是個真正意義上的草根，直至現在，他的父母還在望城一個叫新康的鄉下務農。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的父親在石渚湖一帶喂鴨，這曾是全家生計的重要來源。

 

　　寫《鄉村國是》之前，他有過猶豫。要真實反映中國反貧困、消滅貧困的偉大斗爭現實，要用文學見證反貧困斗爭的偉大歷程，離不開講述長期奮斗在脫貧攻堅第一線的基層扶貧工作者的故事。而要講好這些故事，采訪面之廣，難度可想而知。

 

　　紅建是個有擔當的報告文學作家，部隊服役的經歷也饋贈了他良好的體魄。念頭一旦形成，他便開始了行動。六盤山區，滇桂黔石漠化片區，武陵山區、秦巴山區、羅霄山區、昆侖山區、閩東山區……兩年多的時間，他只身一人采訪、行走。一直密切關注他此書創作的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的黃承偉主任，也發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盡量避開暴雨季節”的信息表示關心與擔憂。

 

　　記得那段時期，因為工作上的緣故，我與他電話聯系頻繁。那端的他不是在火車上，就是擠在簡陋的農用車上。有次他在青海乘坐公交車到長途汽車站，要轉乘班車去下面的貧困村。聊著聊著他采訪的進程，就聽他懊惱一聲：“糟了，杏芬姐，我坐過頭了。”

 

　　還有一次，他從貴州的晴隆縣趕往貴陽，因為那里有個采訪等著他。天已晚，客車已停運，為了趕時間，他上了一輛黑車。7座的規制，連同他在內塞了滿滿17人。而就是這輛冒著危險坐的車子，卻讓他對晴隆留下了無比美好的印象。

 

　　車到貴陽已是晚上十點多鐘，因為車站在高速路不遠處，而車子并不下高速，紅建就在高速路旁下了車。正當他準備翻過高速路圍欄，走下高速路時，他突然發現手里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電腦包。里面裝了存滿資料的筆記本電腦、U盤以及錄音筆。

 

　　沒有司機電話的紅建幾乎癱坐在了黑黢黢的高速路邊，那是他艱難行走得來的全部心血啊。平素堅強的男子漢，在異鄉的星空下，無助得淚濕臉頰。

 

　　不知過了多久，他的手機響了，是黔西南州的號碼。話筒那頭傳來的女聲正是車上的售票員。她在電腦包里發現了紅建的幾張名片，便照著上面的電話打了過來。

 

　　半小時后，電腦包毫發無損送到了紅建手里。感激萬分的紅建掏出兩百元錢給那女子，女子執意不要。問她名字，她只淡淡一笑，說：“我是晴隆的。”話剛講完，就上車離去。

 

　　抱著失而復得的筆記本電腦，紅建要把《鄉村國是》寫好的決心愈加堅定。不為別的，只為廣大鄉村土地上那群質樸的人們。

 

　　報告文學文體的要求，決定了紅建的寫作有別于其他以小說、散文或詩歌創作為主的70后作家。報告文學的真實性與嚴肅性，是高于經驗和想象的。可喜的是，紅建的作品在不斷超越和突破自己，這是一種必然，而這種必然是他的勤奮與永遠行走在路上的狀態造就的。

 

　　紅建折桂魯獎，能極大提振湖南報告文學作家的士氣，也勢必會感召和影響一大批年輕作者們親近報告文學這一文體。這些良性結果的發生，將使他的獲獎更具特別的意義。

 

　　路還很長，我堅信，魯獎不是紅建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