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作者”被淡化，“作品”的內在統一性消失，那么，文學史研究的“作家——作品”模式會不會面臨“底層崩塌”？當下既有的文學史研究的西學范式是否需要更新？中國傳統文章學傳統應該如何接續？近年興起的文本研究范式，又將為文學、歷史研究帶來怎樣的改變？

針對此類問題， 2018年3月23-25日，圖像·實物·文本——“早期中國文體研究的多維思考與探索”學術研討會暨第七屆“周秦漢唐讀書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針對實物、圖像、文本的綜合研究可能帶來的嶄新的文學研究范式，進行了深入討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指出，隨著文本研究的深入，一系列問題隨之產生，例如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為文本研究提出了更多可以闡釋的空間；宗教、圖像、實物等進入文本研究之后，在為文學研究打開廣闊空間的同時，也提出了學術研究的“邊界”與“綜合”的矛盾。如何結合實物、圖像與文本，將圖像背后的歷史、文化元素，尤其是文人的社會生活史、政治史表現出來，是文本與圖像結合起來開展研究的關鍵。以往的學術研究，不太注意口述與文字之間的互動關系。事實上，從口述到歷史，或者說從口述到文本，有一個特定的復雜過程。揭示這種演變過程，就為深入了解文本、文學、歷史帶來了更多可能。另外，文學、歷史研究的途徑與方法值得深入思考。學術研究有規律性，同時也有復雜性，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帶來學術研究的缺陷。以上這些話題，都涉及到文學、歷史研究的深層問題。

從歷史發展過程中看，“文本”是決定一切學術進程的樞紐。而什么樣的“人”，以及他們改造過的“文本”，則決定了后世知識體系的結構與歷史觀的形成。

文本是如何被改造為歷史敘事的主角的？徐建委在文章《戰國儒家與先秦歷史知識的塑造——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考察為中心》中談到，我們知識世界中的先秦，實際上是漢代儒家改造過的五經、漢唐經學家重構的注疏等“強加”給我們的結果。我們對先秦的認識，不過是被漢唐學家“洗腦”之后的產物。對于五經文獻的使用來說，不僅要關注其長時段性、作者身份，也要暫時放棄傳統上我們使用此類文獻時的背景知識，即漢唐以來形成的關于先秦歷史與知識的常識性、體系性敘事。

文本如何展現文學批評觀念的定型？羅劍波《司馬相如為“辭宗”考》認為，政治、文學、時代的需要將司馬相如推上文學前臺，而對其文學評價，則經過了一個從班固“政治性”評價到劉勰“文學性”評價 的轉變。這種文學批評觀念的起源及其最終定型，體現了文本流動過程中的作用與魅力。

文本如何深入到歷史深處，觸摸歷史與政治的溫度？童嶺《石勒“趙王元年”與慕容儁“燕王元年”——從“春秋列國故事”看十六國前期政權的正統化》提出，從公元304入塞南匈奴建國開始，此后羯族所建立的后趙與鮮卑族所建立的前燕，分別非常微妙地采用過“趙王元年”與“燕王元年”這樣比帝王“年號紀年”次一等的“列國元年”紀年法。其中的經緯，不僅僅涉及中國中古少數民族政權與江南東晉王朝的關系，也關系到華北諸少數民族之間的正統化糾葛，涉及到中國中古史的若干關鍵變化。

文本如何通過其最初被改造的痕跡，重現其被改造的歷史過程？林曉光《漢魏六朝文學文本的異文類型——抄刻、校勘、修改、編錄與文體的多重作用》認為，處于鈔本文化時期的漢魏六朝文學，其文本在傳寫編錄和后世刊刻過程中，疊加性地形成了繁多復雜的異文。當時的寫鈔本今天已難覓蹤跡，許多問題也因而變得難以察覺。但憑借著存世文獻的對勘，仍有可能歸納出其不同的類型和發生機制，窺見其經歷的曲折歷史過程。通過誦讀抄寫而傳承的中世異文表現為意訛、音訛、形訛的不同形態；創作修改過程導致不同文本出現，反映出中世作者與環境的緊張互動；類書編選造成縮略性異文，往往導致移花接木、張冠李戴；駢文寫卷更會造成獨具時代特征的對稱性異文。種種異文的類型及其發生機制，應成為解讀中古文本的一個前提性認識。而通過回溯這些異文的發生過程，更可以對漢魏六朝文學的形態獲得深度的動態理解。郜同麟《靈書紫文經小考》依據《正統道藏》、敦煌殘抄本和敦煌寫本考證《靈書紫文經》成書年代及流傳情況，認為“靈書紫文經”包含《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太微靈書紫文仙忌真記上經》《太微靈書紫文瑯玕華丹神真上經》三部經典，但東晉時期文獻中提到的“靈書紫文”多指《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今“靈書紫文”一系的道經大約成書于公元五世紀中后期。古亮《從“學者的記憶”到“作家的記憶”——論<呂氏春秋>對<左傳><國語><戰國策>相關內容的改寫》，也對此類問題進行了嘗試探索。

實物、圖像如何展現文本流傳的過程及其蘊含的思想變化？周廣榮《觀音與濕婆——南亞文化交流釋例》結合造像指出，南亞次大陸的觀音（觀自在）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濕婆（大自在天）信仰的影響，而漢傳佛教傳統中，觀音譯名經歷了一個觀世音——觀自在——觀世音（觀音）的發展過程。王敏慶《榮耀之面：南北朝晚期的佛教獸面圖像研究》指出，5世紀中葉至6世紀后期，在中國的佛教藝術中出現了一種獸面圖像，學界一般認為此圖像為中國三代時期的饕餮或漢代的獸面，但其實應為印度佛教藝術中的Kirttimukha形象；出現在中國境內的粟特人墓葬及帶有明顯祆教文化影響的墓葬中所出現的此類獸面圖像，則是與佛教有著某種淵源的祆教神——貪魔阿緇。

文本如何被“抄撰”或被“編纂”？這個過程給文人心態、學術風尚與思想價值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程蘇東《書寫文化的新變與士人文學的勃興——以<春秋>及其早期闡釋為中心》指出，以戰國至漢初公羊學為代表的早期《春秋》學建立起一種基于“私人性書寫”的文本闡釋體系，不僅“作者”的形象由此確立，“書寫”也被重新賦予特定的文化內涵，成為亂世中孤獨的士人存續道統、同時也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方式。蔡丹君《中古時期的史料抄撰及其文學轉化——從北齊陽休之本<陶淵明集>所收<集圣賢群輔錄>談起》認為，從史料抄撰到類書編纂，從文人個人抄撰到直接運用大型類書成果，中古時期文學的語言在這些過程中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語量激增之外，史料抄撰對于對于詠史題材的巨大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詠史詩走向知識化、碎片化和分門別類，都離不開史料抄撰之功。這三個特點，也促進了詠史題材本身創作手法的發展和表達形態的豐富化。這是一個語言發展進步的過程。

文本如何體現個人命運與國家政治的結合帶來的政治、信仰與思想的變化？文本研究如何展現地方文學被提升為國家主流文學樣式，并最終被后世譽為“一代之文學”的過程？孫少華《皇權與“不死”——漢賦文本書寫的原始動因及其文學史意義》結合梁共王墓壁畫，認為西漢皇權與黃老、西王母的“神仙不死”思想，是促使司馬相如“客游梁”的關鍵。包括司馬相如在內的梁孝王文學集團的辭賦，皆有“神仙不死”題材。可以說，司馬相如入梁的個人行為，牽動了地方與中央、藩國與宮廷之間文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在此，如果將漢賦視作文學作品，其最初的產生并非政治的附庸，而是政治的參與者與見證者。

王達敏就此次會議返歸“文史哲兼綜”學術傳統表示肯定，并提出在文獻不足征的情況下，要重視“想象力”在文史哲研究中的作用，同時處理好主觀和客觀的關系，達到“制宜”的均衡。

以上這些問題，皆由文本研究而引起。它足以掀起一種“學術風暴”，提出一系列新問題、新思考，亟待更多學人的參與和討論。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文本研究或將面臨更大的空間和挑戰。例如，文本研究如何走進文學？在此基礎上，如何構建新的文學史與理論史？文學如何走進歷史？如何解釋文本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如何結合宗教信仰與政治權力對文本產生的原始動因？文本如何從本源上使得“文學”更像“文學”？如果文本研究，將帶來“文學”認識的改變，進而帶來“文學史觀”的改變，那么，我們的文學研究，會否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