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陶永燦的長篇少年小說寫作，我一直是充滿強烈期待的。他的第一部長篇少年小說《黑喜鵲白喜鵲》，也是在我的鼓動之下創作出來的。

　　我之所以熱切地希望陶永燦寫作長篇小說，是基于對他的創作實力的信賴。他從事兒童小說創作已經20多年了，主要寫作短篇小說，從最初發表在《小溪流》雜志上的《鄉村人物三題》，到去年發表在《兒童文學》雜志上的《藍眼母鷹》，作品數量并不算多，卻總是能夠給閱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醇厚的余味。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評說：“陶永燦筆下展示著一個鄉村人物系列：剃頭匠、貨郎客、瓦匠、鄉村醫生、放排客、閹豬匠等等。那些童年視角的故事平實而蘊籍，讀了感到溫暖而又惆悵。帕烏斯托夫斯基在論述亞歷山大·勃洛克的作品時以這樣一個句子感慨開篇：‘沒有比講述河水的氣息或田野的岑寂更困難的事了。’我讀陶永燦的文字，感覺他在有意識地表現那種難以言說的鄉村氣息和童年情味。”

　　陶永燦是從湘西南山村里成長起來的瑤族作家，表現鄉村童年況味和瑤族風情是他的作品一大特色。在我的閱讀感覺之中，他對待寫作往往頗有些鄭重其事的莊嚴感。他不隨便出手，一出手就顯出誠懇的份量。因此，他的小說與許多隨隨便便地寫出來的文字，有著頗不一樣的質地。他總是讓自己回到童年的生活記憶，找準童年的生命感覺，創造出值得今天的讀者閱讀品味的作品。對于寫作兒童文學的人，這種鄭重其事的莊嚴感和認真態度，我是非常認同和欽佩的。

　　他的長篇新作《芭蕉寨少年》給了我一份新鮮的驚喜。陶永燦從自己的童年記憶里挑選出一個重大的題材。那是他小時候聽長輩無數次講述過的驚心動魄的故事，日本鬼子打到雪峰山深處的村莊，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后，仍然殘留著恐怖血腥的暗流。這一題材無疑是十分獨特的，也是極能表現出那場戰爭對當時人們的傷害和今天應該得到的反思。陶永燦嘗試走進家鄉的那段慘烈的歷史往事，他的長篇敘事也是鄭重其事的。他保持了短篇寫作的成功經驗，將瑤族生活的民俗和歷史傳統，把他對家鄉瑤寨的深情，融入到了故事之中，增添了作品的色彩和韻味。不僅如此，這一次他巧妙地設置了一個又一個懸念，增強了故事的吸引力和可讀性。故事開端，男孩甘木“死”后，尸體竟然不見了。這是為什么?他的好朋友子南和石頭開始了追查和尋找，推斷出甘木還活著。男孩們一路追尋偵探，竟然發現了日本鬼子逃兵藏身的“鬼洞”……

　　故事充滿一個個懸念，無疑讓小說變得更加引人入勝，更好看了。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作者塑造人物的有力手段，子南、石頭、甘木這三個少年形象正是在他們破解懸疑的過程中得到了有力的刻畫：子南的機智、石頭的憨厚、甘木的倔強……三位瑤族少年性格生動鮮明，形象栩栩如生。由于情節上的精心安排，這三位少年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的故事充滿了張力，懸念的設置和破解，使得閱讀過程中獲得“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審美體驗。

　　我主張兒童文學作品要多一些野性和遼闊，多一些對于土地和季節的藝術表現，多一些審美上的層次感和歷史感。陶永燦的長篇新作《芭蕉寨少年》，恰恰是往這個方向做出了可喜的努力。